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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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物馆
100多年来,博物馆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极不寻常的道路。大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类似于博物馆的设施,至1905年,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的诞生,无疑属于近代以来“公共领域”在中国不断拓殖的一桩大事。颇堪玩味的是,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时,一面敦勉家乡的“大雅宏达,收藏故家,出其所诊,与众共守”(《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另一面又在博物苑的石额上殷切题语:“愿来观者,各发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无损无缺。”(据《南通博物苑文献集》)题语是在20世纪初,当时自然尚无文物保护法规,有关的市民意识亦极度匮乏,不然张先生的话语中不会透露出如许的无奈。然而,即使到文物法规颁定,乃至一直到今天,似这位状元实业家所要防范的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杜绝了呢? 1914年,以被接收的奉天(今沈阳)、热河(今承德)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为主要藏品,于北京故宫的文华殿、武英殿设立古物陈列所。此为中国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开皇宫社会化之先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博物馆史”条)实现皇宫及其珍藏的社会化,其深层意义在于继辛亥革命从政治体制上打倒皇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文化事业,冲击、荡涤由“家天下”政治形态所模塑的各种传统观念。“家天下”转化为“公共”的天下,新型的“国家”意识及与之相伴生的市民意识,有可能藉此而唤醒,或更深入人心。当时一篇题为《故宫博物院中东两路参观记》的文章说:“……清宫全部开放之期,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该文赞誉这是民国成立以后山,惟一“差强人意”的事情。 从一般原理上讲,博物馆作为现代民主的成果,作为民主信仰在普及性的终身教育过程中的实际体见,它是基于法律赋予的明确权利而建立并维持、发展是的。惟有这样,它追求科学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才能得到落实和保障。博物馆行为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可由以下一个事例得到说明。1929年,在无锡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无锡市政筹备处‘’(这年无锡由县改市,并设立该行政机构)提出”筹设历史博物馆“的计划。此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倡尊孔读经,并颁布了《孔庙整理办法》。于是无锡县教育局便拟议在无锡孔庙原址,在既有的祭器、乐器基础上,征集文献古物,创设”县立历史博物馆“。该方案因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相一致,故很快获得通过。 大连自然博物馆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工作取得了前所之有的成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是,在奉行极左路线的那些年代,博物馆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也着实不少。比如:由于受经济模式的影响,也由于公共文化机构的过度”行政化“、”机关化“,更深层地看则是由于社会公共空间的严重扭曲和萎缩,不少博物馆透出一股官衙气,其行为常有违于为公众服务的宗旨。更需要引以为戒的是,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博物馆工作曾一度丧失其应有的科学精神。例如曲解、篡改或伪造藏品。一位博物馆专家事后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后一段时间,他曾篡改过几十种复制品;采用”移位法“、”虫蛀法“、”挖补法“、遮盖法”等方法与技术,将某人、某事的名称与位置进行掉换、删改、除掉、增添、挪位、移植在复制品上。(肖贵洞:《必须停止使用被篡改过的复制品》)这都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100多年来,博物馆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极不寻常的道路。大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类似于博物馆的设施,至1905年,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的诞生,无疑属于近代以来“公共领域”在中国不断拓殖的一桩大事。颇堪玩味的是,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时,一面敦勉家乡的“大雅宏达,收藏故家,出其所诊,与众共守”(《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另一面又在博物苑的石额上殷切题语:“愿来观者,各发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无损无缺。”(据《南通博物苑文献集》)题语是在20世纪初,当时自然尚无文物保护法规,有关的市民意识亦极度匮乏,不然张先生的话语中不会透露出如许的无奈。然而,即使到文物法规颁定,乃至一直到今天,似这位状元实业家所要防范的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杜绝了呢? 1914年,以被接收的奉天(今沈阳)、热河(今承德)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为主要藏品,于北京故宫的文华殿、武英殿设立古物陈列所。此为中国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开皇宫社会化之先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博物馆史”条)实现皇宫及其珍藏的社会化,其深层意义在于继辛亥革命从政治体制上打倒皇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文化事业,冲击、荡涤由“家天下”政治形态所模塑的各种传统观念。“家天下”转化为“公共”的天下,新型的“国家”意识及与之相伴生的市民意识,有可能藉此而唤醒,或更深入人心。当时一篇题为《故宫博物院中东两路参观记》的文章说:“……清宫全部开放之期,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该文赞誉这是民国成立以后山,惟一“差强人意”的事情。 从一般原理上讲,博物馆作为现代民主的成果,作为民主信仰在普及性的终身教育过程中的实际体见,它是基于法律赋予的明确权利而建立并维持、发展是的。惟有这样,它追求科学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才能得到落实和保障。博物馆行为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可由以下一个事例得到说明。1929年,在无锡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无锡市政筹备处‘’(这年无锡由县改市,并设立该行政机构)提出”筹设历史博物馆“的计划。此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倡尊孔读经,并颁布了《孔庙整理办法》。于是无锡县教育局便拟议在无锡孔庙原址,在既有的祭器、乐器基础上,征集文献古物,创设”县立历史博物馆“。该方案因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相一致,故很快获得通过。 大连自然博物馆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工作取得了前所之有的成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是,在奉行极左路线的那些年代,博物馆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也着实不少。比如:由于受经济模式的影响,也由于公共文化机构的过度”行政化“、”机关化“,更深层地看则是由于社会公共空间的严重扭曲和萎缩,不少博物馆透出一股官衙气,其行为常有违于为公众服务的宗旨。更需要引以为戒的是,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博物馆工作曾一度丧失其应有的科学精神。例如曲解、篡改或伪造藏品。一位博物馆专家事后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后一段时间,他曾篡改过几十种复制品;采用”移位法“、”虫蛀法“、”挖补法“、遮盖法”等方法与技术,将某人、某事的名称与位置进行掉换、删改、除掉、增添、挪位、移植在复制品上。(肖贵洞:《必须停止使用被篡改过的复制品》)这都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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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博物馆最早由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在租界,外国人创建的博物馆以“文明”的展示为其宣扬的重心,大多不遗余力地收集、陈列具有现代与科学属性的自然标本,从而展现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这些博物馆在表现西方文明、科学的同时,把殖民地当作落后的“他者”来看待。受外国人建博物馆启发,中国人自清末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早期中国人创立的博物馆极力在建筑风格、收集与陈列等方面模仿西方。然而到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一批公立博物馆一反早期模式,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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