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与审美问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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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仿生学设计属于仿生设计学的范畴,狭义上讲,主要是对服装的各要素(款式、色彩、面料、服饰品等等)及各服装部件和细节模仿自然界生物体某一形象特质的设计活动;广义上讲,是以自然界生物现场的本质为依据,探索自然生物和生态的内在审美特征和内涵,并以此为设计灵感来源的一种设计活动。现代服饰设计与大量运用山、水植物、昆虫、鸟、兽等作为主题,以其五彩缤纷的自然色彩,优美、挺拔、秀丽的形象,运用夸张、变异、内涵、延伸的设计理念来设计时装的款式、色彩、面料和饰物;服饰中所使用的面料、印染及刺绣、图案、花边纹样等,绝大部分表现主题是植物或动物或自然界生物之造型或其造型的变异,这亦是近年来又开始流行的反璞归真、回归自然的风靡设计界的又一时尚潮流。因此,它带给我们丰富的视觉魅力和文化内涵,“简约自然”、“合理流畅”的哲学审美观是人类总结了自然界生物赖以生存的简练造型及丰富的无机、有机色彩而得出的经典“自然美”原则而备受现代人所推崇:符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服饰流行趋势——“回归自然”和“返朴归真”,并且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和“师法自然”等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1、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对服饰仿生审美的影响
仿生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并不很长,而仿生设计作为一种造型手段的运用却是人类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人们在劳动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经常无意识的运用仿生手法制造工具和创造原始艺术形态。然而人类还用仿生造型的最原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与服装的起源学说的多种观点一样,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说是艺术创造,有的认为是审美的动机,出于对美的追求,而我个人认为推动使用仿生的手法进行的原始艺术形态的创造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原始人类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生存需要是他们的第一需要,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受到大自然的严重约束,一些无法实现的愿望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只好借助于幻想的世界,借助于“虚幻的超自然力量”来期望“未来是美好的,愿望会实现的”,这就是原始宗教和巫术的源。人类将这些崇拜的图腾纹样刻在身上或石壁上,进而在他们使用的工具上进行创造,出现了陶瓷上的纹样有写实趋向几何比和抽象化,由此逐渐上升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显然由无意识的模仿动物、植物甚至是人物等形象的写实形态到后来的几何形抽象形态是人类有意识创造活动的开始,服饰的巫术作用是原始人着装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而且其装饰的巫术意义早于它的审美意义,著名设计心理学家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里说:“文身图案上的各种伤痕是重复出现的,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它们具有可重复性,而且表明它们是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自然的范畴。部落的记号和社会层次的标志可以由这些伤痕图式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一套复杂的记号和标志可以由这些伤痕图式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一套复杂的记号和标志系统,各种记号和标志可以被用来表明部落成员或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和身份,也可以用来作为纯粹的装饰以表明对身体的注意和爱护。这些图形既反映了有创造性头脑的活动,而且又保证了这种活动的稳步发展”[1]。中国著名的美学王朝闻先生认为原始审美意识来源于使用创造活动:“人类祖先对素陶造型的美,既可能是由实用创造了美感而引起的,也可能在别的生活实践里,由别的原因创造了特定的精神需要,方在素陶的形体设计时使作者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物质化的”[2],毋容量疑,此时的这种创造活动更多地倾向于对精神领域的追求和对美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对此也有阐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 羊的形态成为审美的塑造对象是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分不开的,是和羊作为人类生活需求的重要来源分不开的,因而美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的。而这种自然崇拜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是“趋吉避凶”,“趋吉避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心理文化,是表达美好愿望的主要题材。建筑的“风水理论”,服饰图案的“仿生图腾纹饰”、石窟艺术中的“神佛形象雕刻”等等都是“趋吉避凶”的主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地运用,它表现了我国古代的重要的“真、善、美”审美原则,以实在、真实的自然形态为原形,以与人为善的为人处世哲学为前提,综合表现的就是一种和揩自然的“中和之美”和“礼仪之美”。服饰文化也就是以在服装上缀饰吉祥图案和模仿动物的造型制作的服饰品来表达“真、善、美”美好愿望和心理感情的。例如我国古代的崇拜龙图腾纹样实际上是自然界蛇的化身,而苗族崇拜龙图腾则被认为是牛的原形,如埃及时代(距今约5000年以前),古埃及人把眼镜蛇视为尼罗河神的象征物,凡能支配尼罗河的国王之王冠上一定会有眼镜蛇之饰物。尼罗河还有象征之植物,上尼罗河以纸草为代表,下尼罗河以莲花为代表,以纸草和莲花为原形为题材的纹饰在当时服饰上广泛运用;色彩方面,我国古代的“五行五色”色彩理论也是用来表达“趋吉避凶”主题的重要文化理论。民族或民间艺术文化内涵具备的“真、善、美”的审美原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所积储的许多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在精神领域和视觉领域通过对自然形态联想而产生于民族或民间艺术之上的艺术形象。
2、“天人合一”与“师法自然”的哲学思辩
谈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就应该想到“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而服饰仿生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世界观可以概括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生动的、协调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未与自然有疏远、对立感。《庄子·齐物论》早有论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中写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古人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道教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观出发,认为宇宙自然与生命之间存在着共同规律和变化节律,人是自然之子,是天地之气化育而成,所发人、天如同宇宙与自然之间一样密不可分,人必须以天、地为师,以自然为师,法天地自然规律规律而行事,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亦主张“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归根到底人要以自然为师,而服饰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产物,是人类为自己而创造的“人工自然物”,它能够集中地折射出社会背景、哲学审美观、艺术思想、民族民俗文化内涵等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内容。仿生设计的文化内涵正是符合了这样的哲学观,也可以说是遵循了一种自然的发展规律,服饰仿生设计的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相一致的。中国古代服饰常常与建筑相提并论,在《搜神记》里把建筑比作服装,“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火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宅之吉者,如丑陋之子得好衣裳”,这里富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和设计理念,一方面阐述服装就是软的建筑,而二者的共性则都是人类基本必须的“衣、食、住、行”中“衣和住的需要,都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人为的创造的”“人工自然物”[4],它们都记录了中国古代的人类历史演讲过程中复杂而多变的自然审美心理和情感;另一方面,服装和建筑也正是遵循了自然审美心理的原则,把“人”、“服装和建筑”、“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物质环境)”三者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因此,服饰仿生艺术因地域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色及风格,如近代北方中原服饰采用栩栩如生的动植物图案配上强烈对比的自然色彩,艳丽且具有浓郁的传统味道;相反,江南水乡服饰风格淡雅、质朴,色彩多采用同类色,协调统一,而在民国暑期出现的小面积装饰色彩的对比和几何形简约手法的运用显然是受到海派文化的辐射影响,自然而然,这些就是仿生艺术在“天人合一”哲学观上的升华。
3、《庄子·齐物论》中论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现代服装设计的多元化个性的发展,更注重发掘历史文化及哲学内涵,更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由强调标准化功能主义转移到“设计之服装是否适合于你”的“人性化”及设计艺术与科学艺术的完美结合的设计理念。服饰仿生设计是体现这些文化理念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体现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自然色,比如在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蝴蝶总是以五彩绚烂的形象展示于人的,使人们对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充满无限遐想与憧憬。因此时装的流行主题中经常有以蝴蝶的五彩的双翼色彩或造型为灵感来源的设计,如重月纹凤蝶,褐脉金斑蝶等锦色粲然,尤其是荧光翼凤蝶,其翅膀在阳光下时而金黄,时而翠绿,有时还由紫变蓝,呈现出多变而璀璨的色彩,很多服饰设计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于蝴蝶的色彩或形态,既时髦又回归自然的主题相吻合,可谓珠联璧合;二是自然形的表现,如设计大师三宅一生的设计理念亦是以表现回归穿衣为原始目的的,他擅长使用的素材是自然纤维织物的棉、麻、娟、竹等材料,从自然界的生物和生态现象中的贝壳、海草、石头、树皮……中寻找灵感来源,并模仿着这些自然物质表面的凹凸效果、条理和纹路对服装材料进行再加工,采用披缠、定型等手法表现皱褶的千奇百态之美感,形成丰富肌理自然感爱的视觉特征,诉求“回到穿衣的最原始目的”的“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愿望,以回归的手法表现“返璞归真”的审美境界;三是自然质的再现,人类自古以来一直运用自然纤维作为服饰材料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如蚕丝具有温暖的触感和美丽的光泽感,棉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现在,人类模仿蚕的吐丝过程而创造出各种化学纤维,并且在纤维的吸湿性、透气性等服用性能方面取巨大进展,我们称之为“东洋纺”的牛奶蛋白质与丙烯晴共聚纤维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而近年流行的绿色纤维实际上也是运用高科技手法进行的材料仿牛设计,如:基因彩色棉花、有色羊毛、有色兔毛、塑料再生、太阳能染色等使面料的各个环节(纺、织、印、染、后整理)尽可能避免了污染,因此被称为绿色纤维,它由纤维素木浆经过溶液纺丝而得,是自然与科学技术和谐结合的新型纤维,又被称为Tancel,同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可与各种纤维混纺、质感好、手感滑爽柔软,悬垂性佳且耐用性强,染色牢度高、色彩丰富,是精致和高贵的象征,是未来时尚运用的绝佳材料,也同样表现了“回归自然”和“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
4、结束语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服饰仿生运用被人类发想与社会文化和艺术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如有些民族穿着或装饰有本民族崇拜的图腾样式的服饰载歌载舞或进行宗教活动,这就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守教信仰、土著艺术、生活习俗、审美倾向等文化内容,它已演绎成为一个民族性的代表符号,是研究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题材。因此,服饰仿生是被用来表现人类的艺术审美、哲学宗教、民族民俗等诸多主面文化内涵的非常适合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给服装文化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1、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对服饰仿生审美的影响
仿生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并不很长,而仿生设计作为一种造型手段的运用却是人类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人们在劳动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经常无意识的运用仿生手法制造工具和创造原始艺术形态。然而人类还用仿生造型的最原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与服装的起源学说的多种观点一样,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说是艺术创造,有的认为是审美的动机,出于对美的追求,而我个人认为推动使用仿生的手法进行的原始艺术形态的创造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原始人类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生存需要是他们的第一需要,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受到大自然的严重约束,一些无法实现的愿望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只好借助于幻想的世界,借助于“虚幻的超自然力量”来期望“未来是美好的,愿望会实现的”,这就是原始宗教和巫术的源。人类将这些崇拜的图腾纹样刻在身上或石壁上,进而在他们使用的工具上进行创造,出现了陶瓷上的纹样有写实趋向几何比和抽象化,由此逐渐上升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显然由无意识的模仿动物、植物甚至是人物等形象的写实形态到后来的几何形抽象形态是人类有意识创造活动的开始,服饰的巫术作用是原始人着装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而且其装饰的巫术意义早于它的审美意义,著名设计心理学家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里说:“文身图案上的各种伤痕是重复出现的,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它们具有可重复性,而且表明它们是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自然的范畴。部落的记号和社会层次的标志可以由这些伤痕图式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一套复杂的记号和标志可以由这些伤痕图式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一套复杂的记号和标志系统,各种记号和标志可以被用来表明部落成员或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和身份,也可以用来作为纯粹的装饰以表明对身体的注意和爱护。这些图形既反映了有创造性头脑的活动,而且又保证了这种活动的稳步发展”[1]。中国著名的美学王朝闻先生认为原始审美意识来源于使用创造活动:“人类祖先对素陶造型的美,既可能是由实用创造了美感而引起的,也可能在别的生活实践里,由别的原因创造了特定的精神需要,方在素陶的形体设计时使作者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物质化的”[2],毋容量疑,此时的这种创造活动更多地倾向于对精神领域的追求和对美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对此也有阐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 羊的形态成为审美的塑造对象是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分不开的,是和羊作为人类生活需求的重要来源分不开的,因而美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的。而这种自然崇拜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是“趋吉避凶”,“趋吉避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心理文化,是表达美好愿望的主要题材。建筑的“风水理论”,服饰图案的“仿生图腾纹饰”、石窟艺术中的“神佛形象雕刻”等等都是“趋吉避凶”的主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地运用,它表现了我国古代的重要的“真、善、美”审美原则,以实在、真实的自然形态为原形,以与人为善的为人处世哲学为前提,综合表现的就是一种和揩自然的“中和之美”和“礼仪之美”。服饰文化也就是以在服装上缀饰吉祥图案和模仿动物的造型制作的服饰品来表达“真、善、美”美好愿望和心理感情的。例如我国古代的崇拜龙图腾纹样实际上是自然界蛇的化身,而苗族崇拜龙图腾则被认为是牛的原形,如埃及时代(距今约5000年以前),古埃及人把眼镜蛇视为尼罗河神的象征物,凡能支配尼罗河的国王之王冠上一定会有眼镜蛇之饰物。尼罗河还有象征之植物,上尼罗河以纸草为代表,下尼罗河以莲花为代表,以纸草和莲花为原形为题材的纹饰在当时服饰上广泛运用;色彩方面,我国古代的“五行五色”色彩理论也是用来表达“趋吉避凶”主题的重要文化理论。民族或民间艺术文化内涵具备的“真、善、美”的审美原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所积储的许多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在精神领域和视觉领域通过对自然形态联想而产生于民族或民间艺术之上的艺术形象。
2、“天人合一”与“师法自然”的哲学思辩
谈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就应该想到“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而服饰仿生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世界观可以概括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生动的、协调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未与自然有疏远、对立感。《庄子·齐物论》早有论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中写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古人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道教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观出发,认为宇宙自然与生命之间存在着共同规律和变化节律,人是自然之子,是天地之气化育而成,所发人、天如同宇宙与自然之间一样密不可分,人必须以天、地为师,以自然为师,法天地自然规律规律而行事,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亦主张“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归根到底人要以自然为师,而服饰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产物,是人类为自己而创造的“人工自然物”,它能够集中地折射出社会背景、哲学审美观、艺术思想、民族民俗文化内涵等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内容。仿生设计的文化内涵正是符合了这样的哲学观,也可以说是遵循了一种自然的发展规律,服饰仿生设计的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相一致的。中国古代服饰常常与建筑相提并论,在《搜神记》里把建筑比作服装,“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火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宅之吉者,如丑陋之子得好衣裳”,这里富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和设计理念,一方面阐述服装就是软的建筑,而二者的共性则都是人类基本必须的“衣、食、住、行”中“衣和住的需要,都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人为的创造的”“人工自然物”[4],它们都记录了中国古代的人类历史演讲过程中复杂而多变的自然审美心理和情感;另一方面,服装和建筑也正是遵循了自然审美心理的原则,把“人”、“服装和建筑”、“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物质环境)”三者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因此,服饰仿生艺术因地域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色及风格,如近代北方中原服饰采用栩栩如生的动植物图案配上强烈对比的自然色彩,艳丽且具有浓郁的传统味道;相反,江南水乡服饰风格淡雅、质朴,色彩多采用同类色,协调统一,而在民国暑期出现的小面积装饰色彩的对比和几何形简约手法的运用显然是受到海派文化的辐射影响,自然而然,这些就是仿生艺术在“天人合一”哲学观上的升华。
3、《庄子·齐物论》中论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现代服装设计的多元化个性的发展,更注重发掘历史文化及哲学内涵,更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由强调标准化功能主义转移到“设计之服装是否适合于你”的“人性化”及设计艺术与科学艺术的完美结合的设计理念。服饰仿生设计是体现这些文化理念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体现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自然色,比如在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蝴蝶总是以五彩绚烂的形象展示于人的,使人们对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充满无限遐想与憧憬。因此时装的流行主题中经常有以蝴蝶的五彩的双翼色彩或造型为灵感来源的设计,如重月纹凤蝶,褐脉金斑蝶等锦色粲然,尤其是荧光翼凤蝶,其翅膀在阳光下时而金黄,时而翠绿,有时还由紫变蓝,呈现出多变而璀璨的色彩,很多服饰设计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于蝴蝶的色彩或形态,既时髦又回归自然的主题相吻合,可谓珠联璧合;二是自然形的表现,如设计大师三宅一生的设计理念亦是以表现回归穿衣为原始目的的,他擅长使用的素材是自然纤维织物的棉、麻、娟、竹等材料,从自然界的生物和生态现象中的贝壳、海草、石头、树皮……中寻找灵感来源,并模仿着这些自然物质表面的凹凸效果、条理和纹路对服装材料进行再加工,采用披缠、定型等手法表现皱褶的千奇百态之美感,形成丰富肌理自然感爱的视觉特征,诉求“回到穿衣的最原始目的”的“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愿望,以回归的手法表现“返璞归真”的审美境界;三是自然质的再现,人类自古以来一直运用自然纤维作为服饰材料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如蚕丝具有温暖的触感和美丽的光泽感,棉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现在,人类模仿蚕的吐丝过程而创造出各种化学纤维,并且在纤维的吸湿性、透气性等服用性能方面取巨大进展,我们称之为“东洋纺”的牛奶蛋白质与丙烯晴共聚纤维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而近年流行的绿色纤维实际上也是运用高科技手法进行的材料仿牛设计,如:基因彩色棉花、有色羊毛、有色兔毛、塑料再生、太阳能染色等使面料的各个环节(纺、织、印、染、后整理)尽可能避免了污染,因此被称为绿色纤维,它由纤维素木浆经过溶液纺丝而得,是自然与科学技术和谐结合的新型纤维,又被称为Tancel,同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可与各种纤维混纺、质感好、手感滑爽柔软,悬垂性佳且耐用性强,染色牢度高、色彩丰富,是精致和高贵的象征,是未来时尚运用的绝佳材料,也同样表现了“回归自然”和“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
4、结束语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服饰仿生运用被人类发想与社会文化和艺术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如有些民族穿着或装饰有本民族崇拜的图腾样式的服饰载歌载舞或进行宗教活动,这就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守教信仰、土著艺术、生活习俗、审美倾向等文化内容,它已演绎成为一个民族性的代表符号,是研究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题材。因此,服饰仿生是被用来表现人类的艺术审美、哲学宗教、民族民俗等诸多主面文化内涵的非常适合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给服装文化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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