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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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到了前几年从北大听来的一则笑话: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这多少反映了“国学”的名称被滥用而产生的尴尬。 这不是说季羡林先生不懂国学,或者说他不具备国学的根底,但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总会有所侧重,有主次之别,不会面面俱到,更不能都达到巅峰。像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运用的是西方现代研究方法;他在北大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教学和研究也都是以梵文、中亚古语文和相关领域为主的。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有影响的著作是《糖史》。 当然,季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还写了很多文笔优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广。但这些毕竟不是季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 如果说“国学”就能涵盖全部学问,那就难免不闹出“印度归中国”的笑话。 几十年来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刮风跟风。什么事只要由政要权威一肯定,一提倡,马上群起响应,惟恐不及,而且必定极而言之,扩大到最大限度。像“国学”,我们这些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得到的教育是“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当成三大恶源(“封资修”之“封”)之一,清之、避之犹恐不及。但到了政府重视传统文化,倡导国学时,又什么学问都要贴上“国学”标签,只要沾上点边就自称或互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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