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当前怎样抓紧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Answer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 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Answer 2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产能要注重与加快国企改革相结合。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我们去产能的决心，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前5个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4%，行业净盈利49.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去产能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一些过剩行业的国有“僵尸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财政补贴，无法有效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重组进展普遍比较缓慢，“人往哪里去，债务如何处置，责任如何分担”不清晰、难执行，实践中地方有维稳压力，企业有观望情绪。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把去产能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重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债务重组，使去产能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去库存要突出分城施策。当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6月末待售面积7.14亿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53万平方米，连续4个月减少。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区域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这与重点加快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宽松的信贷政策是这一轮去库存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当前85折优惠利率测算，仅此一项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去库存的区域错配问题，在下一步去库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产的住宅属性，并针对区域不平衡特点，严格实施城市差别政策，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三四线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购房需求。
去杠杆要防范偿债条件快速恶化。
截至2015年底，我国不包括金融部门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间。该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仍然是融资的主渠道有关。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比例并不高，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在下降。一边是杠杆率上升，一边是收益率下降，偿债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下一步去杠杆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尽快降低杠杆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债务处置进度为突破，帮助金融部门恢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避免因风险因素一刀切地“抽贷”、“断贷”，要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部门拓展增长空间，使实体经济的整体收益率企稳回升，规避偿债条件快速恶化的风险。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两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降低电价、降低物流成本、减税清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方面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业总体反映积极，普遍认为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财政收入总体放缓、公共服务刚性增长的背景下，短期继续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比较有限。同时，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门放权不同步、基层政府接不住、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动降成本，要注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结合，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同时，要加快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提高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能力，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补短板要拓展到质量和效益短板。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重点抓好这两个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着力补齐制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质量短板。目前有一些产品是我们没有能力生产的，属于技术不足，但在更多领域，我们有能力生产合格或高质量的产品，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补齐短板。二是激励短板。当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而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别是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不清晰，导致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必须抓紧补齐激励短板。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实中，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部门信息共享不充分、统计体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些领域政策决策时信息打架，实施时相互推诿，改革推进和政策落实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对加快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