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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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巧在润物无声。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有 许多非常隐蔽,用如未用。读者即使不知典故也不会造成阅读障碍,而一旦知道典故出处,则有会心如悟之妙,对诗句的意蕴的理解敢就更加深刻。如《园中牡丹为雨所败》之二云“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诗从题外起以榴花作衬。虽不知用事,亦觉自然可诵。但若联系孔绍安咏石榴事,则可悟商隐借史事,以古人诗自况,抒发其早岁虽为令狐楚激赏,但终遭际不幸的一种感情。可谓是“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说诗粹语》)。
(2)、巧在腾挪跳跃,纵横驰骋。李商隐善于把本来不相关的故实巧妙地织入一联之中,跨越时空,通过对照显示其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如《马嵬》(其二)的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用笔非常灵活,运用对比,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跳跃。
(3)、巧在推陈出新。义山对典故的运用往往有别出新意的发挥,在艺术上有出奇制胜的效果。如“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南朝》)。“徐妃半面妆”的故事,本来只反映帝妃的不和,缺乏社会意义,作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对腐朽昏聩的封建统治者以辛辣的讽刺,不仅使事灵变,而且思想深刻。义山用典还注意将意、情、事、典融入象中,又以“新语”出之,所谓“熟事新用”(《说诗粹语》)。如《和人题真娘墓》“虎邱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即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熟事”出之,而仅取“逝川”二字,所谓“新语”也,省却了许多文字,而能使语义涂上一层浓重的岁月蹉跎、人生易老的感慨。
(4)、巧在形象逼真,立体可感。如七律《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颔联以虚拟推想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而尾联活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却又问而不答,余味无穷。不仅突出了炀帝纵欲妄行,至死不悟的淫昏性格,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这个亡国之君的揶揄嘲弄,讽刺对象和讽刺者的形象都跃然纸上。
无题为首,寄托比兴
纵观李商隐诗歌,我们会发现,他特别喜用“有”“无”二字进行诗中对比。如“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竞无渺”(《梓州罢吟寄同舍》)“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峰俱有情”(《二月二》),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舆高秋!”(《重有感》)。通过“有”“无”的对比,达到一种无中生有,似有却无的境界,营造出一种“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禅趣。如《无题》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它的妙处在于:一为情人相别设置背景,时在暮春三月,春风绵绵(东风无力);二在于移情于景,春花凋谢,木叶飘零(百花残),从而使情人相别更加具象化,为两情相别营造、泻染一种悲愁伤感的氛围;三在于暗示与象征此情已如春亡消逝,不可复返,如百花凋残,不可复开。
李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比兴寄托的艺术传统。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咏史》中云:“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对金陵龙盘虎踞的雄奇之势,用一个有力的反问句作了彻底的否定,“三百年来”均为“晓梦”一场,看来“龙盘”是无处可觅的。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能幸免么?诗人似在为古人哀叹,实为今人忧虑。与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比较,可谓异曲同工吧。寄托之深,由此可见。李商隐咏史或假托前代帝王勋贵,以喻指现实中的同类人物。如《富平少侯》,“富平少侯”虽是个假托性的人物,但清代注家徐逢源根据唐敬宗少年继位,好奢喜猎,宴游无度,和汉武帝每自称富平侯家人之事,推断此诗系借讽敬宗,其说颇为人所信。或通过对历史人事别出新意的议论以借端寄慨。
诚如黄世中先生概括云“商隐诗多托物寄情,亦物亦人;借史兴怀,亦古亦今;以仙喻世,亦道亦俗。物之与人,古之与今,道之与俗,或同构对应,或隐喻暗示,或比兴象征,言此意彼,故多含隐之致”。诗人笔下,似无不可寄托之物。举凡枯荷败柳、危楼清池、飞蜂舞蝶、鸣蝉流莺,信手拈来,均成可托之物;前人故事、神话传说、历史陈迹,也往往成为诗人伤时叹事的契机。商隐寄托比兴之诗,选材之广、寄托之深、意旨之隐,每每令后人望尘莫及。黄世中先生论及
李商隐诗歌的隐秀特征时曾说“比兴是李商隐诗旨义含隐的重要手段”。正是李商隐工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意象。王泽龙先生把比兴手法看作是诗歌意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李商隐是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诗人之一。每每由感物而兴会,再到感物而兴思。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触物抒怀,将家国之感、身世之痛,与时光流逝之叹熔为一炉。情景与哲思化而为一,耐人寻思。
前人论及李商隐七绝,曾有“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之说,这种藉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较为概括、抽象的感情内容的写法,是元旦诗的一个特点,也是李商隐对比兴寄托这一传统手法的一种发展。
含蓄温婉,构思缜密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情调幽美,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朦胧。如《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凭借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展开飘渺的遐想,营造了幽深精微的意境。这种意境极有层次感:秋空明净,霜华月光,似水一色的自然景象,是一层意境;霜月之神在争妍斗美的美丽遐想,又是一层意境;诗人向往在幽冷环境中一试身姿的“耐冷”的精神,又是一层意境。这些霜月交辉、“水接天”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意境的重叠交错,诗境遂显得幽约朦胧。
李商隐之所以能把诗歌表现得委婉迂曲,不直不露,在于他常用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透跌、宕出远神等艺术手法。李商隐诗很少纯为情语,也很少纯为景语,从出句到对句,常先情语点之而后景语染之。李商隐诗少直抒胸臆之作,多深情婉曲之篇。咏史、怀古诗虽揭露嘲讽尖锐辛辣、不留余地,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很含蓄蕴藉,委婉不露。他的一些咏物赠别之作,也常能因含蓄和重婉曲而显得情味隽永,耐人咀嚼
(2)、巧在腾挪跳跃,纵横驰骋。李商隐善于把本来不相关的故实巧妙地织入一联之中,跨越时空,通过对照显示其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如《马嵬》(其二)的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用笔非常灵活,运用对比,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跳跃。
(3)、巧在推陈出新。义山对典故的运用往往有别出新意的发挥,在艺术上有出奇制胜的效果。如“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南朝》)。“徐妃半面妆”的故事,本来只反映帝妃的不和,缺乏社会意义,作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对腐朽昏聩的封建统治者以辛辣的讽刺,不仅使事灵变,而且思想深刻。义山用典还注意将意、情、事、典融入象中,又以“新语”出之,所谓“熟事新用”(《说诗粹语》)。如《和人题真娘墓》“虎邱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即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熟事”出之,而仅取“逝川”二字,所谓“新语”也,省却了许多文字,而能使语义涂上一层浓重的岁月蹉跎、人生易老的感慨。
(4)、巧在形象逼真,立体可感。如七律《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颔联以虚拟推想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而尾联活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却又问而不答,余味无穷。不仅突出了炀帝纵欲妄行,至死不悟的淫昏性格,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这个亡国之君的揶揄嘲弄,讽刺对象和讽刺者的形象都跃然纸上。
无题为首,寄托比兴
纵观李商隐诗歌,我们会发现,他特别喜用“有”“无”二字进行诗中对比。如“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竞无渺”(《梓州罢吟寄同舍》)“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峰俱有情”(《二月二》),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舆高秋!”(《重有感》)。通过“有”“无”的对比,达到一种无中生有,似有却无的境界,营造出一种“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禅趣。如《无题》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它的妙处在于:一为情人相别设置背景,时在暮春三月,春风绵绵(东风无力);二在于移情于景,春花凋谢,木叶飘零(百花残),从而使情人相别更加具象化,为两情相别营造、泻染一种悲愁伤感的氛围;三在于暗示与象征此情已如春亡消逝,不可复返,如百花凋残,不可复开。
李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比兴寄托的艺术传统。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咏史》中云:“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对金陵龙盘虎踞的雄奇之势,用一个有力的反问句作了彻底的否定,“三百年来”均为“晓梦”一场,看来“龙盘”是无处可觅的。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能幸免么?诗人似在为古人哀叹,实为今人忧虑。与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比较,可谓异曲同工吧。寄托之深,由此可见。李商隐咏史或假托前代帝王勋贵,以喻指现实中的同类人物。如《富平少侯》,“富平少侯”虽是个假托性的人物,但清代注家徐逢源根据唐敬宗少年继位,好奢喜猎,宴游无度,和汉武帝每自称富平侯家人之事,推断此诗系借讽敬宗,其说颇为人所信。或通过对历史人事别出新意的议论以借端寄慨。
诚如黄世中先生概括云“商隐诗多托物寄情,亦物亦人;借史兴怀,亦古亦今;以仙喻世,亦道亦俗。物之与人,古之与今,道之与俗,或同构对应,或隐喻暗示,或比兴象征,言此意彼,故多含隐之致”。诗人笔下,似无不可寄托之物。举凡枯荷败柳、危楼清池、飞蜂舞蝶、鸣蝉流莺,信手拈来,均成可托之物;前人故事、神话传说、历史陈迹,也往往成为诗人伤时叹事的契机。商隐寄托比兴之诗,选材之广、寄托之深、意旨之隐,每每令后人望尘莫及。黄世中先生论及
李商隐诗歌的隐秀特征时曾说“比兴是李商隐诗旨义含隐的重要手段”。正是李商隐工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意象。王泽龙先生把比兴手法看作是诗歌意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李商隐是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诗人之一。每每由感物而兴会,再到感物而兴思。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触物抒怀,将家国之感、身世之痛,与时光流逝之叹熔为一炉。情景与哲思化而为一,耐人寻思。
前人论及李商隐七绝,曾有“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之说,这种藉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较为概括、抽象的感情内容的写法,是元旦诗的一个特点,也是李商隐对比兴寄托这一传统手法的一种发展。
含蓄温婉,构思缜密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情调幽美,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朦胧。如《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凭借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展开飘渺的遐想,营造了幽深精微的意境。这种意境极有层次感:秋空明净,霜华月光,似水一色的自然景象,是一层意境;霜月之神在争妍斗美的美丽遐想,又是一层意境;诗人向往在幽冷环境中一试身姿的“耐冷”的精神,又是一层意境。这些霜月交辉、“水接天”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意境的重叠交错,诗境遂显得幽约朦胧。
李商隐之所以能把诗歌表现得委婉迂曲,不直不露,在于他常用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透跌、宕出远神等艺术手法。李商隐诗很少纯为情语,也很少纯为景语,从出句到对句,常先情语点之而后景语染之。李商隐诗少直抒胸臆之作,多深情婉曲之篇。咏史、怀古诗虽揭露嘲讽尖锐辛辣、不留余地,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很含蓄蕴藉,委婉不露。他的一些咏物赠别之作,也常能因含蓄和重婉曲而显得情味隽永,耐人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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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是中国文学史上有艺术独创性的伟大诗人,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与温庭筠齐名称“温李”,与李白、李贺并称唐诗“三李”。李商隐的诗作托物寓情、借古论今、构思巧妙、情致曲婉,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名句脍炙人口。但是,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唐王朝已由空前强大和繁荣走向衰落。安史之乱之后,政治昏暗,国事日非,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日趋激烈。李商隐出身寒门,又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企图仕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诗歌就形成了一种具有往复低回、一唱三叹、“寄托深而措辞婉”、意境幽微、隐晦曲折的朦胧之美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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