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在文学界的贡献是什么?
在元代,杨维桢是一位独步书坛、极富个性魅力的书家,从他的书法师承出处看,似乎和同时代的书家并无区别。楷书风规晋唐,尤得力欧阳通、褚遂良;行草则远法汉晋张芝、索靖,但最终却走了一条与时风截然相反的道路。与赵派书法严谨守法、流美秀逸相比,杨氏书法则狂怪不经,冷蛸朴拙;前者有皇室显贵的气质,后者有山林野夫的面貌。分析其成因,首先与他高旷绝尘、特立独行的个性有关,其次与其书学主张有关。杨维桢非常强调“面目骨体”、“性情神气”的表达,所以他的书法尽管是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竭力反对因循守旧,不思变化。
《周上聊墓志铭》是杨维桢楷书的代表作,清峭之态,有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和褚遂良《倪宽赞》帖的身影,一笔一画凝重森挺,精整险绝之外更有沉穆高古的气象。
《真镜庵募缘疏卷》、《城南唱和诗卷》、《游仙唱和诗册》为其行草之杰作。这些作品粗服乱头、点画狼藉,真、行、草相互夹杂,其间还多见章草的笔法和结体搀入,颇见奇古之势;结字欹正多变,大小参差,粗中有细;章法更是离奇古奥,字距常常大于行距,打破书法的传统布局而别开生面;在貌似零乱错落的格局中,产出一种跳荡、激越的节奏,如千军万出奔腾而来,气势逼人。明吴宽评之曰:“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爿斤,倒载而归。”
杨维桢的书法,不为时限,其任性恣情、表现自我的创作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明代革新书派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