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宗的新政是南坡之变的前序吗？
延佑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发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佑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
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佑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①。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