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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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1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排除干扰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近几年问题错综复杂,相当突出,两国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中日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本来是欠了债的,理应谨慎,但近年来却一再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问题上所作出的对抗姿态,既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国内大国意识膨胀有关,也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态势使日本心态复杂,不适应昔日落后的身旁大国迅速走向富强,视中国为妨碍其坐大的主要对手。
纵观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这两个重要邻国只能友好相处,而决不能决裂对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无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国领导人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旧军人、战俘到政界上层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间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优良传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继续发扬。尽管近年来中日争端尖锐化,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点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是任何人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对当前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在坚持原则、同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同样需要花大力气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国内中日友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以有利于排除障碍,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受到损害。两国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万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未能正比例地增长。如何扭转这一状况,促使两国人员往来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长,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基本建设工程。
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能否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体对中日间问题报道的过分渲染和情绪化,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待,双方新闻媒体能本着客观、公正、理智的原则,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着眼未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是推动中日友好的真正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国内政治状况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未亲身经历二战历史的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上台,右倾保守思想抬头,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增多,这意味着对日工作的难度增大,但我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日本国内情况来看,一是战后日本社会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战、反核和愿同中国友好的主流意识,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时而兴风作浪,不容低估,但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日本人民并不赞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这是一支可贵的中日友好力量。应该更加重视和继续积极支持、培育这支友好力量的发展。四是日本执政党虽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突出,但主导面还是愿同我保持对话与合作,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们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力求我国的对日政策、我国人民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能逐步取得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争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胡锦涛主席会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点重要主张,高瞻远瞩,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向。当前的关键是,日方切实将自己的承诺兑现成实际行动。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排除干扰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近几年问题错综复杂,相当突出,两国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中日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本来是欠了债的,理应谨慎,但近年来却一再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问题上所作出的对抗姿态,既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国内大国意识膨胀有关,也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态势使日本心态复杂,不适应昔日落后的身旁大国迅速走向富强,视中国为妨碍其坐大的主要对手。
纵观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这两个重要邻国只能友好相处,而决不能决裂对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无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国领导人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旧军人、战俘到政界上层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间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优良传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继续发扬。尽管近年来中日争端尖锐化,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点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是任何人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对当前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在坚持原则、同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同样需要花大力气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国内中日友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以有利于排除障碍,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受到损害。两国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万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未能正比例地增长。如何扭转这一状况,促使两国人员往来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长,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基本建设工程。
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能否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体对中日间问题报道的过分渲染和情绪化,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待,双方新闻媒体能本着客观、公正、理智的原则,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着眼未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是推动中日友好的真正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国内政治状况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未亲身经历二战历史的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上台,右倾保守思想抬头,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增多,这意味着对日工作的难度增大,但我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日本国内情况来看,一是战后日本社会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战、反核和愿同中国友好的主流意识,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时而兴风作浪,不容低估,但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日本人民并不赞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这是一支可贵的中日友好力量。应该更加重视和继续积极支持、培育这支友好力量的发展。四是日本执政党虽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突出,但主导面还是愿同我保持对话与合作,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们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力求我国的对日政策、我国人民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能逐步取得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争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胡锦涛主席会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点重要主张,高瞻远瞩,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向。当前的关键是,日方切实将自己的承诺兑现成实际行动。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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