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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俄罗斯音乐成为对20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外来音乐。多年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陶亚兵教授带领下,就此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就此与陶亚兵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
王岩(以下简称“王”):陶老师您好!上个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的影响是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陶亚兵(以下简称“陶”):20世纪与中国相关联的“俄罗斯音乐文化”,可分为前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两个时期。其影响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过程。我国20、30年代左翼无产阶级音乐的发展、30、40年代俄罗斯来华音乐家在中国演出和教学、50年代新中国聘请的前苏联音乐专家和一批留学苏联的音乐学生,大量苏联音乐特别是歌曲在中国的流传,中国音乐家参加世界音乐比赛展示新中国音乐发展成就等等,都包含了苏俄音乐给予中国音乐以巨大的支持帮助。俄罗斯民族乐派的音乐风格和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榜样,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
王:您提到我国左翼音乐文化发展受到了苏俄音乐文化的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的革命音乐也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武器。游学苏联的瞿秋白翻译的苏联版《国际歌》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声,从瑞金中央苏区到上海左翼音乐家小组,传播苏联革命歌曲成为最初的革命文化现象。苏联音乐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音乐指引了新的方向,聂耳从中受到鼓舞和引导,并成为了无产阶级音乐的旗手,冼星海十分敬仰苏联音乐,并与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格里埃尔等苏联作曲家交往学习。冼星海在苏联的5年中修改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黄河大合唱》,还创作了《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一批国际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可以说苏联革命音乐的传入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具有历史性贡献。
王:我从您之前的研究和刚才的谈话中注意到您不仅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进行研究,而且还注重分析俄罗斯(苏联)音乐体系和审美形态对我国现当代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社会音乐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请您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陶:苏俄音乐家堪称我国新音乐文化的导师。十月革命以后和50年代分别有一大批音乐家来华从事音乐演出和教学。先是有如钢琴家查哈罗夫、小提琴家托诺夫、歌唱家苏石林等被称为“白俄”(苏石林例外)的音乐家背井离乡来中国避难,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业,培养了李翠贞、吴乐懿、冼星海、聂耳、刘天华等一代音乐家。在哈尔滨组成了以俄罗斯乐手为主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歌剧团、芭蕾舞团。在被誉为“亚洲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中,俄罗斯音乐家也占大多数。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长期在中国生活,创作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俄裔音乐家齐尔品也对扶持中国青年音乐家发展中国音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50年代,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开始发展,专业音乐院校和音乐团体中,先后有30多位苏联专家在作曲、指挥、音乐学、演奏、演唱等许多专业任教,如阿拉波夫、阿尔扎马诺夫、杜马索夫、巴拉肖夫、康津斯基、塔图良、克拉芙琴柯、米强斯基、梅特维捷夫等,同时,钢琴家李赫特、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音乐大师来华举办音乐会,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等音乐团体来华演出,大量俄罗斯音乐论著译来,新中国的音乐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
王:那时我国也往苏联派出了一批音乐留学生,现在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大师级音乐家。
陶:那是新中国音乐院校和演出团体中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如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指挥家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黄晓同、郑小瑛、曹鹏、歌唱家郭淑珍、徐宜、郑兴丽等,小提琴家盛中国、林耀基,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倪洪进、音乐学家黄晓和等,五、六十年代先后有近40位留苏音乐学生。后来他们学成回国,成为了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
80年代开始中俄音乐交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一代的中国音乐家继续赴俄求学深造。如指挥家张国勇、钢琴家卞萌、潘淳、小提琴家刘玉霞、作曲家刘康华、张旭冬、音乐学家钱亦平等。去俄罗斯留学仍是音乐学子的一个向往。我们音乐学院就有6名青年教师是俄罗斯留学的硕士和2名在读博士。
回首上个世纪初,中国近代新音乐从学堂乐歌启蒙,俄罗斯富有民族个性的音乐风格给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树立了榜样,黄自先生十分推崇俄罗斯乐派的民族性,提出了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借鉴学习苏联音乐体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并快速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也曾受到了苏联极左音乐思想的影响,束缚了中国音乐的健康发展。
由于政治原因,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苏关系失和,中俄音乐有长达30多年的隔膜,我们对苏联音乐的新发展了解不多,这是个缺憾。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放眼全世界,以多元音乐文化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音乐体系,俄罗斯音乐文化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曾被曲解的苏联个性化现代风格作曲家如箫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当代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成为学习和研究的目标,对俄罗斯音乐表演学派的分析也有待深入。你知道,黄晓和教授的《苏联音乐史》上册出版了,下册还在期待中。俄罗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王:通过您对上面几个问题的阐述,我觉得俄罗斯音乐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事迹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并加以思辨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回顾中国音乐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也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陶:是的。俄罗斯音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给予中国音乐发展以唯一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中国音乐家是怀有感激之心的。中外音乐交流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中俄音乐关系更是如此。现在中俄关系发展顺利,这对中俄音乐交流是利好的。前两年是中俄年,今年又是俄语年,相关活动很多,我们乐团正在排练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要向大学生介绍俄罗斯的音乐语言。
王: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原因,哈尔滨曾是中俄音乐交流的门户。我们音乐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积累。
陶:是的,俄罗斯音乐在哈尔滨的影响是深远的。俄罗斯音乐家在哈尔滨创办的交响乐团和音乐学校都是我国最早的。到了80年代我上大学时学院还有专弹钢琴伴奏的俄侨教师。几年来,我们把中俄音乐交流研究作为学术特色之一重点发展,在中俄音乐交流史和中俄音乐教育比较研究方面已经有一批学术论著出版和12篇硕士论文发表,还有4篇博士论文也以此为题。郁正民教授的“中俄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研究”获得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子课题立项,我申报的“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研究”也获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今年10月9至12日咱们学院还将举办“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俄罗斯方面重要音乐家和我国当年留学苏联的老一代音乐家、翻译家、近年新一代留俄音乐家以及相关研究学者到会,共同探讨中俄音乐交流的历史与外来。像这样的中俄音乐交流专题研讨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在全力筹备。
王:今天很高兴听到您关于中俄音乐交流的见解,真是获益匪浅。预祝您在中俄音乐交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顺利,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也预祝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希望对你能有些启迪
王岩(以下简称“王”):陶老师您好!上个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的影响是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陶亚兵(以下简称“陶”):20世纪与中国相关联的“俄罗斯音乐文化”,可分为前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两个时期。其影响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过程。我国20、30年代左翼无产阶级音乐的发展、30、40年代俄罗斯来华音乐家在中国演出和教学、50年代新中国聘请的前苏联音乐专家和一批留学苏联的音乐学生,大量苏联音乐特别是歌曲在中国的流传,中国音乐家参加世界音乐比赛展示新中国音乐发展成就等等,都包含了苏俄音乐给予中国音乐以巨大的支持帮助。俄罗斯民族乐派的音乐风格和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榜样,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
王:您提到我国左翼音乐文化发展受到了苏俄音乐文化的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的革命音乐也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武器。游学苏联的瞿秋白翻译的苏联版《国际歌》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声,从瑞金中央苏区到上海左翼音乐家小组,传播苏联革命歌曲成为最初的革命文化现象。苏联音乐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音乐指引了新的方向,聂耳从中受到鼓舞和引导,并成为了无产阶级音乐的旗手,冼星海十分敬仰苏联音乐,并与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格里埃尔等苏联作曲家交往学习。冼星海在苏联的5年中修改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黄河大合唱》,还创作了《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一批国际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可以说苏联革命音乐的传入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具有历史性贡献。
王:我从您之前的研究和刚才的谈话中注意到您不仅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进行研究,而且还注重分析俄罗斯(苏联)音乐体系和审美形态对我国现当代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社会音乐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请您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陶:苏俄音乐家堪称我国新音乐文化的导师。十月革命以后和50年代分别有一大批音乐家来华从事音乐演出和教学。先是有如钢琴家查哈罗夫、小提琴家托诺夫、歌唱家苏石林等被称为“白俄”(苏石林例外)的音乐家背井离乡来中国避难,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业,培养了李翠贞、吴乐懿、冼星海、聂耳、刘天华等一代音乐家。在哈尔滨组成了以俄罗斯乐手为主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歌剧团、芭蕾舞团。在被誉为“亚洲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中,俄罗斯音乐家也占大多数。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长期在中国生活,创作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俄裔音乐家齐尔品也对扶持中国青年音乐家发展中国音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50年代,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开始发展,专业音乐院校和音乐团体中,先后有30多位苏联专家在作曲、指挥、音乐学、演奏、演唱等许多专业任教,如阿拉波夫、阿尔扎马诺夫、杜马索夫、巴拉肖夫、康津斯基、塔图良、克拉芙琴柯、米强斯基、梅特维捷夫等,同时,钢琴家李赫特、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音乐大师来华举办音乐会,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等音乐团体来华演出,大量俄罗斯音乐论著译来,新中国的音乐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
王:那时我国也往苏联派出了一批音乐留学生,现在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大师级音乐家。
陶:那是新中国音乐院校和演出团体中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如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指挥家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黄晓同、郑小瑛、曹鹏、歌唱家郭淑珍、徐宜、郑兴丽等,小提琴家盛中国、林耀基,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倪洪进、音乐学家黄晓和等,五、六十年代先后有近40位留苏音乐学生。后来他们学成回国,成为了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
80年代开始中俄音乐交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一代的中国音乐家继续赴俄求学深造。如指挥家张国勇、钢琴家卞萌、潘淳、小提琴家刘玉霞、作曲家刘康华、张旭冬、音乐学家钱亦平等。去俄罗斯留学仍是音乐学子的一个向往。我们音乐学院就有6名青年教师是俄罗斯留学的硕士和2名在读博士。
回首上个世纪初,中国近代新音乐从学堂乐歌启蒙,俄罗斯富有民族个性的音乐风格给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树立了榜样,黄自先生十分推崇俄罗斯乐派的民族性,提出了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借鉴学习苏联音乐体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并快速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也曾受到了苏联极左音乐思想的影响,束缚了中国音乐的健康发展。
由于政治原因,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苏关系失和,中俄音乐有长达30多年的隔膜,我们对苏联音乐的新发展了解不多,这是个缺憾。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放眼全世界,以多元音乐文化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音乐体系,俄罗斯音乐文化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曾被曲解的苏联个性化现代风格作曲家如箫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当代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成为学习和研究的目标,对俄罗斯音乐表演学派的分析也有待深入。你知道,黄晓和教授的《苏联音乐史》上册出版了,下册还在期待中。俄罗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王:通过您对上面几个问题的阐述,我觉得俄罗斯音乐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事迹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并加以思辨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回顾中国音乐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也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陶:是的。俄罗斯音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给予中国音乐发展以唯一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中国音乐家是怀有感激之心的。中外音乐交流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中俄音乐关系更是如此。现在中俄关系发展顺利,这对中俄音乐交流是利好的。前两年是中俄年,今年又是俄语年,相关活动很多,我们乐团正在排练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要向大学生介绍俄罗斯的音乐语言。
王: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原因,哈尔滨曾是中俄音乐交流的门户。我们音乐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积累。
陶:是的,俄罗斯音乐在哈尔滨的影响是深远的。俄罗斯音乐家在哈尔滨创办的交响乐团和音乐学校都是我国最早的。到了80年代我上大学时学院还有专弹钢琴伴奏的俄侨教师。几年来,我们把中俄音乐交流研究作为学术特色之一重点发展,在中俄音乐交流史和中俄音乐教育比较研究方面已经有一批学术论著出版和12篇硕士论文发表,还有4篇博士论文也以此为题。郁正民教授的“中俄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研究”获得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子课题立项,我申报的“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研究”也获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今年10月9至12日咱们学院还将举办“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俄罗斯方面重要音乐家和我国当年留学苏联的老一代音乐家、翻译家、近年新一代留俄音乐家以及相关研究学者到会,共同探讨中俄音乐交流的历史与外来。像这样的中俄音乐交流专题研讨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在全力筹备。
王:今天很高兴听到您关于中俄音乐交流的见解,真是获益匪浅。预祝您在中俄音乐交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顺利,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也预祝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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