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城》问题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吧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吧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胡回来!”对这小说的结尾,谈谈你的感受(《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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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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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已经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的歌声把灵魂浮起来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边城》的结尾,充满了不确定,在期待中有几分迷茫,在迷茫中又隐现几分希望。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的象征)已经修好了(作者对人际关系重建的渴望),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汪曾祺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提到: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尾”有两种:一种“度尾”,一种“煞尾”,度尾如画肪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处去,煞尾如骏马收缰,突然停住,寸步不移。《边城》的结尾,便属“度尾”。以茶峒人重修白塔的情景,配以类似画外音的解说收束全文,从中景推为远景,再慢慢隐去。翠翠与傩送难以预料的人生结局,于是便横梗在读者心中,让人无法释怀,收到了一种余音袅袅,不绝如屡的艺术效果。初读《边城》,也是与结尾处印象最深刻。重读《边城》时,不经意想到《大淖记事》的结尾,便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口气何等坚决和自信!
为什么一样是对自然人性的赞美,《边城》的作者安排个翠翠和傩送的,却是一种不确定甚至有些悲凉的人生结局?既然如作者所说的,写《边城》是为了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为了在一个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人世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这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得不到积极的人生安排,是否又有违作者的初衷,而又使读者丧气?重读〈边城〉,我所思考得更多的,就是审美意义之外的〈边城〉结尾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边城〉的结尾是这样的?初看之下〈边城〉里的湘西世界,是一个和谐的生命形态,蓬勃着人性的率真很善良,和因此而来的“自足”和“恒常”。这从作者描写湘西的人物风物时所用的类型化叙述就可见一斑。
“老船夫不论晴雨,皆守在船头。…….一切皆滑溜在行,从不误事”
“翠翠必争着作船夫……。翠翠必跟着走”
“当溯流而上,则三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与有花纹的石子,皆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
“……必装成生气似地说……”
“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莫不锁了门……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
副词“有”“必”“无不”“莫不”的反复出现,按理说是违背小说创作的一般原则——独创性的,但这种将人物,分类型化的叙述,恰恰很好地表现了作者想要表现的湘西世界的“恒常”为了表现湘西世界不同于“化外”,在文本中,作者的情感倾向也有明显的流露“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之知羞耻的城中人还更可信任”。这种明显的情感流露,和沈从文秉承的创作思想是不符的。“更值得注意处,是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
沈从文所极力要表现的和谐美满的湘西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利轻义,不受金钱关系的污染,作者在文中有多次的渲染。
“渡头既为公家所有,故过渡的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的必一一拾取,仍塞到那人手心里去……”
“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执,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少……”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能济人这急,便不能因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那时他还只五十岁,明事明理,为人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这种相似的反复叙述,一遍遍地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印象:边城的人际关系的纯洁。
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演变,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纯洁”的环境里,在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中,翠翠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考验:是信守使自己梦魂牵绕的最初选择,还是因人事的相互而改变初衷?她最终拒绝了天保的提亲;而傩送也在“渡船”和“碾坊”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但为什么最终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障碍重重,而非坦途一片?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因为偶然与误会所生,的确有诸如天保出人意料的淹怀,也有老船工听中寨人说傩送已答应团总的提亲的顺顺与傩送对自己的冷淡为证,遂信的为真的误会。但《边城》中,事件的发展并不是单单由一个不可捉摸的“偶然”的决定的,这可以从老船工的心理描写中得到答案。老船工在《边城》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生情绪内涵的人物,能凭丰富的阅历预感到事情的发展结局在翠翠的婚事上,他总是不期然想到当年女儿惨死的情景,不时为翠翠的命运感到担忧:祖父看着那种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他同时想起了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关着。
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老船工的忧虑,并不是“误会”所能全部解释的,在被一个熟人拉去参观团总女儿用来陪嫁的“碾坊”后,便知道了这座碾坊的重量“碾坊”在边城中的出现,预示了金钱的介入及对边城的诗意的破坏。作者清楚地感知到了现实的金钱的力量之强大。在龙舟竞渡时,团总女儿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窗口”最好的地方,直到傩送离家出走,他一直没有回绝团总家的提亲,并逼着傩送表态。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一座碾坊。碾坊是作为金钱关系象征的物化人格力量,是边城的不谐之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让它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而存在。甚至在写利用团总女儿和翠翠相处时,也极尽“和谐”之能事,表面上不动声色:
“翠翠忽又忙匆匆的追上去,在山头上把钱还给那妇人,那妇人说:‘这是送你的!’ 翠翠不说什么只微笑摇着头,且不等妇人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又很快的向自己渡船也跑去了。”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细节,先前翠翠“当时竟然忘了祖父的规矩了也不说道谢,也不把钱退还,只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子身后发痴”但翠翠最终还是把钱退还给了团总母女,维护了边城“重义轻利”的传统,拒绝了金钱关系的介入,但翠翠真的能抵挡得住金钱关系对边城,对她和傩送之间爱情的介入吗?
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说到: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的确,在《边城》中他对湘西世界的倾心先赞美,对其不谐之音的隐蔽与淡化,使他被理解为一个吟唱山村牧歌的作家,一个浪漫主义者,就连作者自己也说:“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敢于形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歌,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地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在《边城》这首田园牧歌的抒情诗中,沈从文的确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的“碾坊”为主要意象的现实金钱关系对边城及翠翠与傩送爱情的介入,几乎被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沈从文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感知到了“碾坊”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作为一种暗藏却强大的力量。它在人物命运的演变中又起了何等兴风作浪的作用!
在《边城》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使沈从文不忍心将人物命运推向悲剧结局;然而,作者又察觉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他没有低估那座象征金钱关系的碾坊的威力,他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感知了人物在追求生命自主的现实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边城》的结局,更像是作者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苦苦寻求的一个平衡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边城》的结尾,充满了不确定,在期待中有几分迷茫,在迷茫中又隐现几分希望。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的象征)已经修好了(作者对人际关系重建的渴望),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汪曾祺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提到: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尾”有两种:一种“度尾”,一种“煞尾”,度尾如画肪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处去,煞尾如骏马收缰,突然停住,寸步不移。《边城》的结尾,便属“度尾”。以茶峒人重修白塔的情景,配以类似画外音的解说收束全文,从中景推为远景,再慢慢隐去。翠翠与傩送难以预料的人生结局,于是便横梗在读者心中,让人无法释怀,收到了一种余音袅袅,不绝如屡的艺术效果。初读《边城》,也是与结尾处印象最深刻。重读《边城》时,不经意想到《大淖记事》的结尾,便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口气何等坚决和自信!
为什么一样是对自然人性的赞美,《边城》的作者安排个翠翠和傩送的,却是一种不确定甚至有些悲凉的人生结局?既然如作者所说的,写《边城》是为了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为了在一个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人世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这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得不到积极的人生安排,是否又有违作者的初衷,而又使读者丧气?重读〈边城〉,我所思考得更多的,就是审美意义之外的〈边城〉结尾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边城〉的结尾是这样的?初看之下〈边城〉里的湘西世界,是一个和谐的生命形态,蓬勃着人性的率真很善良,和因此而来的“自足”和“恒常”。这从作者描写湘西的人物风物时所用的类型化叙述就可见一斑。
“老船夫不论晴雨,皆守在船头。…….一切皆滑溜在行,从不误事”
“翠翠必争着作船夫……。翠翠必跟着走”
“当溯流而上,则三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与有花纹的石子,皆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
“……必装成生气似地说……”
“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莫不锁了门……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
副词“有”“必”“无不”“莫不”的反复出现,按理说是违背小说创作的一般原则——独创性的,但这种将人物,分类型化的叙述,恰恰很好地表现了作者想要表现的湘西世界的“恒常”为了表现湘西世界不同于“化外”,在文本中,作者的情感倾向也有明显的流露“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之知羞耻的城中人还更可信任”。这种明显的情感流露,和沈从文秉承的创作思想是不符的。“更值得注意处,是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
沈从文所极力要表现的和谐美满的湘西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利轻义,不受金钱关系的污染,作者在文中有多次的渲染。
“渡头既为公家所有,故过渡的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的必一一拾取,仍塞到那人手心里去……”
“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执,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少……”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能济人这急,便不能因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那时他还只五十岁,明事明理,为人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这种相似的反复叙述,一遍遍地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印象:边城的人际关系的纯洁。
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演变,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纯洁”的环境里,在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中,翠翠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考验:是信守使自己梦魂牵绕的最初选择,还是因人事的相互而改变初衷?她最终拒绝了天保的提亲;而傩送也在“渡船”和“碾坊”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但为什么最终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障碍重重,而非坦途一片?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因为偶然与误会所生,的确有诸如天保出人意料的淹怀,也有老船工听中寨人说傩送已答应团总的提亲的顺顺与傩送对自己的冷淡为证,遂信的为真的误会。但《边城》中,事件的发展并不是单单由一个不可捉摸的“偶然”的决定的,这可以从老船工的心理描写中得到答案。老船工在《边城》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生情绪内涵的人物,能凭丰富的阅历预感到事情的发展结局在翠翠的婚事上,他总是不期然想到当年女儿惨死的情景,不时为翠翠的命运感到担忧:祖父看着那种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他同时想起了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关着。
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老船工的忧虑,并不是“误会”所能全部解释的,在被一个熟人拉去参观团总女儿用来陪嫁的“碾坊”后,便知道了这座碾坊的重量“碾坊”在边城中的出现,预示了金钱的介入及对边城的诗意的破坏。作者清楚地感知到了现实的金钱的力量之强大。在龙舟竞渡时,团总女儿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窗口”最好的地方,直到傩送离家出走,他一直没有回绝团总家的提亲,并逼着傩送表态。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一座碾坊。碾坊是作为金钱关系象征的物化人格力量,是边城的不谐之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让它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而存在。甚至在写利用团总女儿和翠翠相处时,也极尽“和谐”之能事,表面上不动声色:
“翠翠忽又忙匆匆的追上去,在山头上把钱还给那妇人,那妇人说:‘这是送你的!’ 翠翠不说什么只微笑摇着头,且不等妇人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又很快的向自己渡船也跑去了。”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细节,先前翠翠“当时竟然忘了祖父的规矩了也不说道谢,也不把钱退还,只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子身后发痴”但翠翠最终还是把钱退还给了团总母女,维护了边城“重义轻利”的传统,拒绝了金钱关系的介入,但翠翠真的能抵挡得住金钱关系对边城,对她和傩送之间爱情的介入吗?
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说到: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的确,在《边城》中他对湘西世界的倾心先赞美,对其不谐之音的隐蔽与淡化,使他被理解为一个吟唱山村牧歌的作家,一个浪漫主义者,就连作者自己也说:“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敢于形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歌,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地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在《边城》这首田园牧歌的抒情诗中,沈从文的确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的“碾坊”为主要意象的现实金钱关系对边城及翠翠与傩送爱情的介入,几乎被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沈从文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感知到了“碾坊”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作为一种暗藏却强大的力量。它在人物命运的演变中又起了何等兴风作浪的作用!
在《边城》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使沈从文不忍心将人物命运推向悲剧结局;然而,作者又察觉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他没有低估那座象征金钱关系的碾坊的威力,他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感知了人物在追求生命自主的现实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边城》的结局,更像是作者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苦苦寻求的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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