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Answer 1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Answer 2

● 邱震海（香港）
　　与中欧关系相比，中日关系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除了领土接近和经济合作外，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言。相反，以北京的眼光来看，七大问题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那就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和光华寮问题。
　　上述七大问题，从结构上看，除了日美安全合作，其他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然而，恰恰是日美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当前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一个心头大患；而且随着由美国主导的“北美－亚洲条约组织”（NAATO，俗称“亚洲北约”）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如何利用日本进行分化工作，已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即便跳出地区范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走向世界一极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中日关系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以至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情况。
　　因此，无论在地区安全还是全球层面上，无论是着眼短期还是放眼长期，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都不亚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然而，现实的中日关系近年却因历史问题而恶化；而民众情绪恶化却是更为可怕的事情。正鉴于此，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的论述，主张中国官方和民间不再拘泥于历史问题，而应以一种宏观思维和大国风范，抛弃恩怨，主动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乃至获得对美关系的制衡点。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待厘清，即：所谓的中日新关系，究竟是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能否科学界定这一概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期待，以及这一关系的长远前景。
两种模式 不同内涵
　　若对“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和“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语义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各含有以下元素：“实质性改善”包含的元素有： “完全抛弃历史恩怨”、“两国联合的决策由政治层面延伸至民间理解和融合”、“双方都将民族利益置于联合的大框架下”，乃至“双方对关系改善的认同不受时间限制”等。
　　“战略性改善”的元素则有：“双方为了某个共同利益而联合”、“暂时搁置历史恩怨”、“共同利益的设定具有时间限制”，以及“双方不排除在共同利益实现后再次互为敌人的可能”等。
　　从新思维和“外交革命”论者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两个目标－－经济贸易一体化和对美关系制衡点来看，前者涉及实质性关系改善范畴，后者则仅为战略性关系改善，两者对前提、条件、手段、期待值和时间段的设定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见现象，两者并不呈必然的排斥关系。有时，战略性关系改善先行，并过渡至实质性关系改善，如战后德法关系；但有时，前者并不能自然过渡到后者，这样当战略性关系改善的契机消失之后，双边关系便又重归冰点。
　　既然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巨大而长远的战略利益，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出路便只有三个：一、中日关系先完成实质性改善，从而达到获得对美关系制衡点的战略目标；二、中日关系先实行战略性改善，然后向实质性改善过渡；三、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战略性过渡阶段。从中日关系现状来看，尚缺乏实行第一种可能性的条件，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现实；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第二种可能性，这也是战后德法关系的模式。
从德法关系看中日关系
　　1963年签订的德法《爱丽舍条约》是一个欧洲联合战略的产物。战后初期，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防止法西斯复辟，一开始坚持肢解德国的强硬立场；50年代末期，为了实现欧洲联合的梦想，他最终认识到，只有与近邻德国搞好关系，欧洲联合才有现实可能。而战后的西德，则对于被接纳成为西方世界成员充满了感激。这种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很快走到一起。
　　然而，使德法关系由战略性改善向实质性改善过渡的成功因素，却是两国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德法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但二战后却妥善处理好了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同时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这样说：“很难想像，在《爱丽舍条约》签署之后，若德国方面不断出现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行为，法国民众还能以欧洲联合的战略来说服自己维持对德友谊。”
　　与德法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改善的瓶颈是：一、从战略性改善的角度说，中日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哪里？这方面，即便不说中方一厢情愿，也是中方的愿望较日方更为强烈和迫切；二、即使战略性关系改善成立，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时，战略性关系改善也很难完成向实质性关系改善的过渡。
　　因此，对北京来说，改善中日关系只能采用模糊模式，即在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之间寻找夹缝。然而，这种模糊模式虽然战略明确，但由于其定位的不明确、操作流程的单向性，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
　　“外交革命”论者提出从五大方面着手谋求中日接近，包括暂时不深究历史问题、依靠政府调控增加日对华投资、改变动辄对“军事大国道路”表示担忧的做法、主动邀请日本参加地区重大问题磋商，以及不反对甚至择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在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不明确、可行性无法得到准确预测及评估的情况下，这样的“外交革命”，必定充满了不可知性。而且，在政治气氛日益开放的今日中国，当日本一再做出伤害中国民族感情之事的情况下，官方宣传机器要完全操控民意已不可能；因此，所谓的“外交革命”也必定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
　　因此，联欧和联日同样重要，但孰先孰后，不言而喻。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

Answer 3

日本过去曾经数次侵略过我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民族伤害.中国政府对待日本的态度是:我们既不能忘记过去的仇恨,也要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发展下去.因此,对历史旧帐,我们要永不忘记,绝不纠缠.

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它过去侵略我们,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如今,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一是中国目前相对强大了,二是,中国现在的资源也日趋紧张.除了在台海,中日已经没有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了.而中日发生台海战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大陆进攻台湾,第二,美国撒手不管了.美日现在实行军事同盟条约,美国不允许日本单独发展军事,而中国不采取武力进攻台湾,所以我们和日本暂时不会发生战争的.

Answer 4

分三方面看：历史问题必须不能忘 政治问题错综复杂，需要因势利导 文化上则必须联合，对抗欧美对亚洲的文化侵略

Answ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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