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有人说苏轼思想体系中兼有儒道佛三种体系,为什么

Answer 1

　　苏轼一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境界。他先从儒家入手，后感兴趣于道家，最后以佛家思想超越贯通，终于得以博辩无碍、浩然无涯。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对佛家的吸收，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诸家，其思想是从“仁”、“道”等极具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发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从内心自性体悟形而上的道。近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并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马一浮《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与他也是一致的（蔡惠明《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缘》，《法音》杂志1988年第1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形而上本体的是有特别追求的，同样，中国古典艺术对形上境界的也有着特别的兴趣。 与儒、道诸家相比，佛家对形而上本体的阐发和认识更为精深细密。佛法的“实相论”是对形而上本体的描述，而“解脱论”则是认识体悟形而上本体的方法。对于对形而上本体有着特别追求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佛家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讲：“佛学禅宗的化出的确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形上性格。”在二者互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着重吸收了佛家有关形而上本体的精髓，佛家思想则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切，包括中国古典艺术。
　　艺术的终极追求是表现形上本体的意境，而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就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指出的：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世界贡献的一方面”。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善于“澄怀观道”，在超脱的襟怀里体味最高心灵和宇宙境界，表达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渊深灵境。
　　文学以意境表达美，而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佛家要求人“明心见性”，其领悟的自性本体，正是最深层次“人的本质力量”。佛学力求发掘“人的本质力量”，文学则力求表达“人的本质力量”，两者手段和目的都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佛家思想全面地影响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研形而上自性本体、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思想体系，佛家以其浩瀚的文献向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以其“解脱论”的诸多法门向文学提供了新的手法，更以其“实相论”影响了文学的主题和意境。佛家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这种全方位影响，通过对苏轼文学的分析，较好地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