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对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论语》对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
和任何的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作为一部经典著作，《论语》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有很强烈的远古韵味，里面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和当今时代相背离的东西。通读《论语》，再认真地思考当下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论语》尽管不是治国方略，不是马列宝典，不是求财求官攻略，但是在当今中国仍旧很有教育意义，在一些生活层面上，对当今中国仍有很大的精神引领与指导作用。
孔子讲的仁是圣道，圣人之道，圣人的心灵行为道路。“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仁是孔子的最基本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圣德，是孔子力图在思想上引导与规范人的行为的一个精神目标引领，对当今中国人依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仁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可以提升我们的追求，可以改变我们品格，可以去除我们的狭隘与自私，仁更可以让我们胸襟开阔，让我们视域宽广，让我们做人做事大气，这些对我们的成长与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忠”是孔子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忠”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内容，二十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忠马上就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并将其归罪于孔子，其实这并非孔子忠的原意。忠在《论语》中共出现十八次，分布在十六章中。其中单独出现十一次，与“恕”合作“忠恕”出现一次，与“信”合作“忠信”出现六次。就其内容看，分别回答了关于从政、待友、处世、事君、修养、治民等问题，大都属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范围。而把这些属于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语句进行分类，最为突出的还是交友、治民、事君三大类，它们分别属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朋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将“忠”列为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这是孔子对其前忠内容的扩大。在关于“忠”的谈论中，最多的是关于交友的。孔子直接谈论交友的有七章（内一章重复），涉及到待友的原则、择友的标准、待友的方法，内容是很丰富的。朋友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并称为五伦，列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五伦中，朋友关系是最不稳定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有血缘的纽带来维系，夫妇关系有爱情的纽带来维系，君臣关系有禄位的纽带来维系，而维系朋友关系既没有血缘的、情感的纽带，也没有政治的纽带可资借助，孔子认为朋友关系只能依靠忠信来维系。忠信一直被孔子视作待友的基本原则，教育弟子的主要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忠”在朋友关系中是指接人待物要尽心竭力，真诚专一。“与人忠”被孔子当作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仁”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对朋友的过失应该批评指正，“忠焉，能无诲乎？”（《宪问》）但这种批评应该是“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对朋友忠心劝告，好好引导，如忠言逆耳，朋友听不进去，就应及时停止，不应自取其辱，“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唠叨不休，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伤了和气，被朋友所疏远。在孔子的教育下，曾子把“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首要内容，他是深得孔子交友原则的真谛的。
治民属于官民关系，官民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在关于“忠”的论述中，提到官民关系的只有两章。季康子问曰：“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这两章的“忠”属于两种类型，前者讲治民者怎样才能使人民忠，后者讲治民者要忠。实际上，这两章都是对治民者的要求。治民者希望人民忠诚，但要人民忠诚，治民者必须从自身做起，要孝顺长上，慈爱幼小，当官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
事君属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一种被注入政治伦理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但它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君是国家的代表，事君就是服务国家。当然，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客体君位于主导地位，主体臣位于从属地位。在关于忠的论述中，孔子对事君论述的非常少，仅有一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在这一章中，孔子提出了君臣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对春秋中期以来忠君思想的继承，但它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所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君使臣以礼”，将臣子单方面的忠君义务修正为君臣双方互有条件的义务。“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君使臣以礼”，国君只有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才能忠心地服事君主。如果国君不依礼使用臣子，那么臣子也没有必要去忠心服事君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用道义奉事君主,如果行不通，干脆辞职不干。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鲁国国君没有依礼向大夫们分送祭祀的膰肉时，孔子毫不恋栈，毅然挂冠而去。在《论语》中，孔子还多次提到事君的原则，要“事君尽礼”（《八佾》），“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以礼事君，君主做坏事，绝不能顺从；对国君的不良行为，要“勿欺也，而犯之”，不能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要当面劝谏他、触犯他。经过孔子的发展，忠由利民、利国、利公、利君的单纯政治伦理扩展到利他的社会伦理，由处理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扩展到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
要想真正发挥“忠”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就必须解决忠君的问题。东汉时，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被僵化成“君为臣纲”，忠君思想从此强化了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将孔子当作“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封建专制主义的祖师爷而大加挞伐，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孔子论忠主要是指朋友关系，虽然孔子也谈了忠君问题，但忠君也是有前提的。结合《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的论述、评价来看，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很淡薄的。首先，孔子没有后世所提倡的“忠君不事二主”的概念。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不仅没有以身尽忠，反而为齐桓公效力，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像管仲这样一位“贰臣”，不仅没有受到孔子的指责，反而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被推举许为具有“仁”德——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品德。其次，孔子没有后世儒家所强调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商汤、周武王分别推翻了残暴的夏桀、商纣，孔子不但没有非议这种“弑君”行为，反而称赞他们为君子，在《论语》中称赞商汤举伊尹的行为，称赞武王有至德。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但没有后世的忠君思想，反而赞成推翻残暴的君主。后人将“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强指为孔子是毫无道理的。其实，忠君只是忠的特殊政治涵义，是利国、利公、利他意义的转化，将利国、利公、利他的对象限定为国君一个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界定为与国君一人的关系。在历史上忠君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忠是伴随封建社会而产生的伦理道德 ,其初意是指利民、利公、利国 ,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是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原则。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忠的涵义 ,增加了利他的内涵，将忠扩大到社会伦理的范畴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范围。“忠”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重大价值。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孔子将忠列为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认为朋友关系只能依靠忠信来维系，忠在朋友关系中是指接人待物要尽心竭力，真诚专一。孔子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对朋友的过失应该批评指正，“但这种批评应该是“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对朋友忠心劝告，好好引导，如忠言逆耳，朋友听不进去，就应及时停止，不应自取其辱，唠叨不休，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伤了和气，被朋友所疏远。治民者希望人民忠诚，但要人民忠诚，治民者必须从自身做起，要孝顺长上，慈爱幼小，当官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孔子提出了君臣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国君只有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才能忠心地服事君主。如果国君不依礼使用臣子，那么臣子也没有必要去忠心服事君主；用道义奉事君主,如果行不通，干脆辞职不干。以礼事君，君主做坏事，绝不能顺从；对国君的不良行为，不能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要当面劝谏他、触犯他。经过孔子的发展，忠由利民、利国、利公、利君的单纯政治伦理扩展到利他的社会伦理，由处理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扩展到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结合《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的论述、评价来看，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很淡薄的。首先，孔子没有后世所提倡的“忠君不事二主”的概念。其次，孔子没有后世儒家所强调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商汤、周武王分别推翻了残暴的夏桀、商纣，孔子不但没有非议这种“弑君”行为，反而称赞他们为君子，在《论语》中称赞商汤举伊尹的行为，称赞武王有至德。其实，孔子所倡导的忠君只是“忠”的特殊政治涵义，是利国、利公、利他意义的转化，将利国、利公、利他的对象限定为国君一个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界定为与国君一人的关系。在历史上忠君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
在当今中国，孔子所倡导的忠，有着很独特的意义。孔子注重道德修养，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强调伦理政治，注重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强调忠于职守、洁身为民，反对为富不仁、残害人民，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现代社会的弊端，最主要的就是，私欲无限度的膨胀，道德品质沦丧，精神滑坡，缺少了利民、利公、利国、利他的公德之心 ,而忠，正是纠正这些弊端的良药。孔子的“孝、忠、信”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昭示的就是要通过“孝”、“忠”、“信”来感谢报答父母、朋友、社会和国家之恩的感恩思想。这在当今中国，显然是有十分积极，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这应是当代中国的“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这应是当代中国的“忠”；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则应是当代中国以“孝”为起点的家庭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