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时，设立内阁，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内阁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先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附本进呈皇帝裁决，称为“票拟”。明宣宗时，授予内阁大学士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出自《明史·郑以伟传》：“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明自英宗后 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以墨笔写于票签上，送请皇帝批准，称票拟，亦称票旨、条旨或调旨。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
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 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司礼监的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
毛纪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清初沿明制，凡奏章皆由内阁草拟谕旨，称票拟，再以满、汉两种文字写纸签上，称票签，再以票签附奏章内呈送皇帝批示，得旨后，批本处满族翰林中书批录满字，再交内阁汉族学士批录汉字。自设置军机处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折，此制渐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