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静静的顿河》的顿河的特质 我的论文题，有没有热恩能帮忙提点建议，谢谢了！

是顿河的特质。谢谢！

Answer 1

“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理由）。 ——在冷战的高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苏联作家协会的书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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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正的史诗，真实地描写了每个生命的悲剧、痛苦和创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有别与社会主义或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生活，哥萨克浪漫不羁的性格，他们对春种秋收的眷恋，他们对生与死的豁达无畏，他们对正教虔诚的信仰。我非常喜欢文字里对顿河大自然风貌的描写，这些文字让人安静，让人暂时忘却了残酷生活里的死亡：黑夜里星星流着悲哀的眼泪，冬日的月亮，像战争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初春的早晨，顿河边的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都庄严地和静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阳照得通红；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里流淌着清凉的，像孩子的眼泪一样纯净的泉水；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贴在松脆的黑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野麻丛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了鹌鹑斗的咕咕叫声，金花鼠吱吱叫着，野蜂嗡嗡叫，被风吹动的青草沙沙响，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干枯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嗒嗒嗒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
在这些美丽的背后是什么呢：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红军李哈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一刀，把头割了下来。”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
静静的顿河，整篇文字是那样安静、平静、冷静；就像他笔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带着无限的忧郁、惆怅；流露出一丝一缕“淡淡的哀愁”；饱含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充满了“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 葛利高里内心的伤痛和珍爱；那宁静的庄严的顿河，那“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草原，草原上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这一切读来令人心里不由得隐隐发颤和作痛；为相互残杀的哥萨克男人，为苦难中顽强生存的哥萨克女人，也为那永远静静地流淌，流向历史深处的顿河。
对人类的痛惜心情！我不知道俄文和中文在“痛惜”这个词上的细微区别，我只按照金人先生选中的词去解读。这种发自肺腑，来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之情，在我们自己的文学或文字中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深处是否也潜藏着这样的心情？当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暴富与贫穷时，当我们读到矿难和瞬间被埋于地层深处的矿工，当我们想起地震中的孩子，当我们看到在街头要饭的老人、残疾的儿童，我们的反应的是什么？是厌恶，是可怜，是统计数字，还是经济损失，我们是否也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对生命的痛惜？
我想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心里都存在有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也许是没有浮现出来；那么，慢慢地读《静静的顿河》，让我们人性深处的“对人类的痛惜心情”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主张，超越我们狭隘的地域及身份偏见，上升到心灵的最高层面！
“快来吧，我亲爱的；我们劳动又歌唱，永远在一起！”
1935年12月3日，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从巴黎坐火车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受属于他的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子夜，列车进入德国地界，蒲宁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台上向远方望去：“于是，某种类似俄罗斯的东西从车厢下面冒了出来，在苍白的月光下，往后疾驰：这是雪景下的悲凉的五光十色的大平原，是一些蒙上了霜的树木……”仿佛一颗死寂心灵猛地一颤，那个我所熟悉的高贵、优雅的蒲宁，那个在他的自传和日记里消失已久的蒲宁，忽然出现了。
我们现在回望，认为蒲宁当年是告别了一片正享受着革命和鲜血的土地。我们沿着政治、社会、哲学、宗教各种方向苦苦追问一切一切的来龙去脉，挖掘出一批原籍人间或非人间的教父，却很少关心俄罗斯作家最容易触景生情的原因。倘若在无限广阔的一块领土上，一个民族的世纪史只有有限的若干个关键词，那么这个民族的经历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的精英经常要面对庞大的命题：国家、历史、自然。在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这些文人的眼里，祖国常年天寒地冻的城市乡村、山峦河汊天然地拥有的一种雄健的感染力，它把现实艺术化，把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相混，引得人们想入非非、身不由己。我读完《静静的顿河》，耳边便时时里回荡着顿河解冻的声音：那是如雷鸣般轰隆轰隆的巨响，骇人而奇异。
1919年以后，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为顿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随着炮声翩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渊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两种人——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萧洛霍夫的笔下，施托克曼——一个来自革命首善之区的共产党员——忠诚地执行着任务：在1914年他是顿河地区的真理“播火者”。他再次回到顿河，正是红军和白军之间对峙，哥萨克举棋不定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枪杀了当地七名地主富农，立刻点燃了顿河暴动的导火线。施托克曼的出现显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开导他的哥萨克同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劳苦的哥萨克只能和咱们走一条路，绝不会和富农走一条路！富农靠他们的劳动过日子，剥削他们嘛，靠他们发财嘛！“凡是要用武力来反对工农政权的人，我们都要消灭！按照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的你们村那几个哥萨克，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和你们这些劳苦的人，和一切同情我们的人，是要肩并肩一同前进的，就像耕地时牛和牛那样。咱们为了能过新生活，要一块儿耕地，耙地，好把那些老的莠草，也就是咱们的敌人，从地里全部清除出去！叫他们在也不能生根！叫他们别妨碍新生活的生长！”
在施托克曼的逻辑中，压迫—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劳苦大众自己不能觉悟这一点，就得由像他这样的教员来授课，为此他甘愿作出牺牲。但是，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它的悖谬：那些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者的人，首先变成了强迫者。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观念播种后强行发动的“革命战争”：哥萨克有了一点“觉醒”之后表示拥护红军，一旦遭到革命名义下的杀戮他们便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和当地贫农的“利益一致”，只存在于施托克曼的一相情愿之中。更甚的是，施托克曼企图以清除一部分人的办法，强行使现实吻合“理论”——把富农清除干净，以促成利益一致的完美效果。
理论上是贫农主动选择革命之路，事实上是血腥的杀戮威逼着他们走这条路；理论上是新生活在一片欢呼声中成长，事实上新生活在血肉横飞中沉沦。那不多的几个指斥杀人太多的红军军官，并非出于仁慈的本性，而是基于对失掉民心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已经完全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曾经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而投身革命和起义，那些职业革命家便可顺利夺取政权。现在看来，他的后继者做得更加干净利落。
观念的分歧常常是致命的。施托克曼那一套对蒲宁而言纯粹是天方夜谭。在他看来，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消极的：它是平白无故的侮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莫名其妙的憎恨。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不应该有尊卑之分：一名知识精英，凭什么一夜之间就要认农民作他的“衣食父母”？文学家的博爱胸怀，并不意味着和那些没文化的“人民”平起平坐。蒲宁日记里的只言片语，真实流露了这些想法：“现在是漆黑的夜晚，有雨。今天我去过磨坊。庄稼汉都暗地里充满仇恨，和他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
他还用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庄稼汉“不可能对别的东西和自己的国家感兴趣，既然没有关于自己国家的知识和对它的感受——对俄罗斯土地而不是对自己的一俄亩地的感受——又怎么可能有民权呢？”蒲宁深深地怀念俄罗斯恬静的乡村生活。当看到冰封的顿河在凌晨时分开裂，家家户户的哥萨克被轰隆轰隆的响声惊醒，农耕社会开始新一天的运转时，他一定会微笑的。和中国农村一样，黑土地上有家常里短唠嗑的妇女，有赶着大车犁地的男人，有巧舌如簧的媒婆，有包办婚姻和翻墙入室的年轻人对陋俗的嘲弄。这是蒲宁愿意看到的，谁也没有理由去毁掉如此质朴的田园风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农民正受着残酷的剥削，必须彻底改变这一切”，使得蒲宁忍无可忍。他后半生的怨恨和悲哀，令俄罗斯晶莹无暇的雪沫也失去了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