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佳是什么病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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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1])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2]
中文名
司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1]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司佳逝世
10月12日,据澎湃新闻消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司佳逝世。
澎湃 2020-10-12
快速
导航
研究方向
学术经历
学术论文
学术著作
学术会议交流
独立承担项目
学术访问
获奖成果
对话司佳
个人简介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1] 。
研究方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2]
学术论文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2]
学术著作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2]
学术会议交流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2]
独立承担项目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2]
学术访问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2]
获奖成果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 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 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 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 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1])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2]
中文名
司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1]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司佳逝世
10月12日,据澎湃新闻消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司佳逝世。
澎湃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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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学术经历
学术论文
学术著作
学术会议交流
独立承担项目
学术访问
获奖成果
对话司佳
个人简介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1] 。
研究方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2]
学术论文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2]
学术著作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2]
学术会议交流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2]
独立承担项目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2]
学术访问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2]
获奖成果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 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 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 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 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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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佳,女,(1978年6月-2020年10月12日 [1] )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
中文名 司佳 国 籍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学位/学历 博士 职 业 教师 专业方向 历史 发表论文数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职 称 副教授
个人简介编辑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编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编辑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
学术论文编辑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 [2]
学术著作编辑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学术会议交流编辑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 [2]
独立承担项目编辑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 [2]
学术访问编辑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 [2]
获奖成果编辑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编辑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 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 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 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 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中文名 司佳 国 籍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78年6月 逝世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1]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学位/学历 博士 职 业 教师 专业方向 历史 发表论文数目 27篇(截至2019年7月) [2] 职 称 副教授
个人简介编辑
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 [2]
2020年10月12日,司佳逝世 [1] 。
研究方向编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学术经历编辑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恒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并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
学术论文编辑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 [2]
学术著作编辑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
学术会议交流编辑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 [2]
独立承担项目编辑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立项。 [2]
学术访问编辑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 [2]
获奖成果编辑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编辑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 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 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 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 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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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佳是什么病病去世的
其实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虽然看上去还是很老的字眼。但是从字面上我们也不难理解其中的真谛。不要认为在恋人当中男人才华横溢,女人明艳动人这就可以了。女人找另一半的时候能有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反观男人其实找女人时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们既希望女人有美丽的外表,同样也希望他们拥有有趣的灵魂。

那如果你要问男人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那种所谓的脏女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两位男士,他们也说出了自己对于脏女人的衡量标准。第一位陆先生今年27岁,未婚,陆先生觉得是粗俗脏话连篇的女人。陆先生说满嘴脏话的女人对我个人而言会认为是脏女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小都在农村,见到过很多言语粗俗的女人。她们每天无所事事,骂完老公骂孩子。脏话连篇,没有半点的女人样。在陆先生的印象当中的女人就应该是举止大方,温文尔雅,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嘛。她们柔弱需要男人的保护,而那种粗俗脏话连篇的女人我真的是特别的接受不了。
第二位是王先生,今年四十岁。王先生觉得是不自重不自爱的女人。采访到王先生时,王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王先生因为精明能干,三十岁左右就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几年过去了公司规模也是日渐壮大。为了拓展新业务,公司为王先生招聘了一位能干的秘书。而就是这位秘书的到来差点让王先生离了婚。王先生说,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这些年自己的妻子对这个家对他的付出他都看在眼里,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背叛妻子,背叛家庭。而这位秘书刚到公司就表现出对王先生极大的好感。王先生开始也是单纯的认为秘书是在积极的想要适应工作。后来秘书的表白王先生也是果断的拒绝了,并在第一时间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家庭。可秘书呢还是不死心,竟在公司散布谣言,说自己的是王先生在外包养的情人。最后还闹到了王先生妻子那里。王先生也是特别的无奈,开出秘书后依然是死缠烂打。说到这里王先生叹息的摇摇头说,这种不自重,不自爱的女人不就是脏女人吗。
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一句,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即使你没有漂亮的脸蛋,你也可以拥有高雅的气质。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举止优雅、从容淡定展现女人独特的魅力,愿你拥有一切的美好。
其实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虽然看上去还是很老的字眼。但是从字面上我们也不难理解其中的真谛。不要认为在恋人当中男人才华横溢,女人明艳动人这就可以了。女人找另一半的时候能有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反观男人其实找女人时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们既希望女人有美丽的外表,同样也希望他们拥有有趣的灵魂。

那如果你要问男人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那种所谓的脏女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两位男士,他们也说出了自己对于脏女人的衡量标准。第一位陆先生今年27岁,未婚,陆先生觉得是粗俗脏话连篇的女人。陆先生说满嘴脏话的女人对我个人而言会认为是脏女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小都在农村,见到过很多言语粗俗的女人。她们每天无所事事,骂完老公骂孩子。脏话连篇,没有半点的女人样。在陆先生的印象当中的女人就应该是举止大方,温文尔雅,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嘛。她们柔弱需要男人的保护,而那种粗俗脏话连篇的女人我真的是特别的接受不了。
第二位是王先生,今年四十岁。王先生觉得是不自重不自爱的女人。采访到王先生时,王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王先生因为精明能干,三十岁左右就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几年过去了公司规模也是日渐壮大。为了拓展新业务,公司为王先生招聘了一位能干的秘书。而就是这位秘书的到来差点让王先生离了婚。王先生说,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这些年自己的妻子对这个家对他的付出他都看在眼里,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背叛妻子,背叛家庭。而这位秘书刚到公司就表现出对王先生极大的好感。王先生开始也是单纯的认为秘书是在积极的想要适应工作。后来秘书的表白王先生也是果断的拒绝了,并在第一时间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家庭。可秘书呢还是不死心,竟在公司散布谣言,说自己的是王先生在外包养的情人。最后还闹到了王先生妻子那里。王先生也是特别的无奈,开出秘书后依然是死缠烂打。说到这里王先生叹息的摇摇头说,这种不自重,不自爱的女人不就是脏女人吗。
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一句,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即使你没有漂亮的脸蛋,你也可以拥有高雅的气质。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举止优雅、从容淡定展现女人独特的魅力,愿你拥有一切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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