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被发现后是怎么申遗成功的，背后有什么辛酸经历？
2019年7月6日，中国的考古界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良渚古城遗址从发现遗址，到申遗成功，这83年期间又发出了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
1936年，一个年仅25年的青年“无意”中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青年叫施昕更。施昕更当时在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
当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出土了一些石器，结果引起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注意，他们联合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结果，参与现场发掘工作的施昕发现有几件器物“似曾相识”，特别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在他的故乡良渚很常见。他心中一怔，这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于是，施昕更回到良渚进行考证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后来，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通过连续三次进行发掘，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石器和陶器500余件，足足两大筐。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施昕更完成了上万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发掘经过、收获，还写到：“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这本考古报告弥足珍贵，后来尽管经历战乱年代，竟然保留了下来，并且流传至今。考古界对此称之为2个字：奇迹。
施昕更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还把“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做了说明：“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
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考古学者并未采取“良渚文化”的说法。后来随着江浙一带的诸多文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学者逐渐意识到良渚应当属于独立的文化体系。1957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其独有特色。两年后，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又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
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推进，良渚古城遗址更多的实物证据被发现。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此后，2009年—2012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则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施昕更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奠基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39年，施昕更因为感染猩红热而死，年仅28岁。
其子孙后代却继承了他的遗志，潜心守护着他末尽事业，再如今施昕更之孙施时英依然在从事着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
据悉，施时英在良渚工作也已有25年，目前担任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他的工作内容不少是琐碎的事，包含保护区的日常巡查，重点遗址的监测，文物保护宣传等，常常需要在外头跑，不比考古一线轻松。
申遗成功，良渚古城遗址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印证了五千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
听闻良渚申遗成功的喜讯，施时英感动的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爷爷的家国情怀深深影响着我，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我会尽力守护好良渚遗址，不给他丢脸。”
据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久将正式对外有限开放，其神秘外纱也将展露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