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的励志故事分享
关于盲人的励志故事分享
在“世界盲人节”到来之际，为唤起更多的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记者采访了几位盲人。我们希望人们能透过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生活中的诸多不便，理解他们不同于明眼人的一些生活窍门和适应他们生理特点的做法。因为盲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五彩的世界，但他们的心灵不是封闭的;残疾并未使他们消极对待生活，而是向生活挑战，向黑暗挑战，积极地面对生活，用智慧战胜困难。他们不但学会了生存、自理，而且还在不断地追求知识的提高，有些甚至做出了常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他们不怨天忧人，努力与命运抗争的精神让部分正常人顿觉汗颜，他值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精神隧道在黑暗中最终完成
金岱：男，50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坐在金岱教授的对面，你丝毫不会察觉到他是一个只有微弱光感的失明者。他会用眼神与你交流，用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消解你的小心翼翼。
在华南师范大学，金岱是作为名师被学生记住的。作为一位著作丰硕的作家与理论家，20年来，金教授一直在思考与写作，即使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也没有中断过。二十几万字的小说《晕眩》是他在经受病痛的折磨，眼睛视力十分微弱的情况下创作完成的。在创作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心界》时，他已失去视力，整部小说是他使用电脑盲打历经七年完成的。
金教授说，前些年，眼睛稍好一点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坚持看一两页书。后来视力急剧下降，他只能用放大镜一天看一两排文字。现在，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任何文字了。
但是，他每天还是会读(通过声音)、会写、会思考。金岱说，思考和创作本身带给他许多的快乐，它们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一天没有阅读与写作，对于他而言将比失明更可怕。
说起失明以后的感受，金教授感慨颇多。他说，由于我的视力不是突然没有的，其中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感觉就像夜幕逐渐降临。失去视力后，我必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认识人得完全靠听力了，与一个人面对面交谈好多次，我才能认得他的声音;我无法单独走出我家所在的那座大楼的门，更无法单独走出校园去参加学术会议，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我都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和烦恼，但失明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快乐。如刚开始发现电脑可以让我继续“读书”与写作时，那种幸福感是无法形容的。长篇小说《心界》就是完全闭上眼睛，在电脑键盘上像弹钢琴一般地“弹”出来的。每完成一个作品，每完成一篇文章，尤其是每有新作问世，我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欣慰感，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金教授说，他的家庭生活平凡而幸福。妻子白天坐班，晚上回家还得在他的“车间”里“坐班”，坐在电脑前帮他整理文稿，校改作品，给他念书读报，与他一起讨论他的初稿或他的新构思。为此，他要写一本有关夫妻之爱的'书，让更多的人珍惜夫妻之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之情。
与视力赛跑体验失败中的精彩
师建中：男，48岁。
师建中出生时就患有眼底色素变性，天一黑便看不清。由于他的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退，从小他就知道自己的路跟别人不一样。因此，虽然他与正常人一起读书，但他并不完全按教学大纲来学习，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学。因为他对高科技非常着迷，想将来能从事自动化仪器的设计，因此，他的学习非常注重应用，并根据遇到的实际问题再学习。高中毕业时，他已能自己设计电路，装配电器。1978年左右他便开始学习电脑了。
进入省环保局后，由于他在电子仪器的开发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从1986年开始他便从事电子仪器的设计开发了。近几年，由于视力不断衰退，师建中未雨绸缪，便想为自己设计一个软件，以解决盲人操作计算机的不便问题。从此，他便展开了与视力的赛跑。
师建中说，2002年的春节期间，他闭门不出，在家里完成了软件的系统总体设计和关键功能模块试验，设计出一个初步的演示性软件，取名为“金穗文字工作站”。
此后的一年来，他与广州市残联信息中心合作，引用“金穗工作站”技术成果，开发集成了报纸新闻和书籍阅读专用软件，不但可以让盲人通过“听”来浏览网页、搜索资料，还可以让盲人通过电话收听全国各地的新闻，而且系统会每天自动更新;另外，通过“金穗文本格式”盲人还可以在残联的电子图书馆内订阅书籍。
现在，“金穗工作站”已经改进升级到了第6版。但师建中没有满足，他说他的终极目标在于按“虚拟人”模式开发更高的软件，通过语音进行操作，从而把盲人从盲文中解脱出来，用和正常人一样的汉字模式来学习。
师建中感慨地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要与病魔抗争，因为病魔没有一下把我击溃，让我的视力一点点被蚕食掉，这让我感到好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现在就看什么时候游戏结束了。我知道最后肯定是我输，将来我的眼前会是一片漆黑，但在与疾病赛跑的过程中，我有时还会略占上风，反过来把它捉弄一下。这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失败中的精彩。”
什么时候都不要失去信心
杨金铜：男，54岁，盲人按摩店老板。
在广州市中山四路芳草街11号的大东盲人按摩门诊部，记者见到了店老板──盲人按摩师杨金铜。杨师傅说：“我的店很小，只有6张床位，有6个盲人，我觉得能有今天，一是靠自己努力，二是靠运气，三是靠大家互相帮助。”爽朗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他的积极和乐观。
杨师傅原籍花都，5岁时因麻疹致盲，13岁时到广州盲人学校读书。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只好上街卖花生米。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是盲人的谈贵玉。两人结婚后，便一同走街串巷卖唱，一直唱到了儿子10岁。
谈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杨师傅唏嘘不已。他挽起裤脚，露出了满是伤疤的一条腿。他说：“到处瞎闯，难免会磕磕碰碰，这些都是那时留下的纪念。”记忆中，最让杨师傅难忘的是化粪池里的一次死里逃生。杨师傅说，一次他出去卖花生时，不小心掉进了路边的一个化粪池里，情急之下，他用手撑住池边，才没有被淹死。“自己遭罪没什么，我最担心的是儿子会受欺负。”每当儿子受了欺负，杨师傅总是让儿子带他到欺负他的孩子家中，与孩子的家长沟通。他说，盲人也有尊严，一定要据理力争，但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要尊重别人。
1989年，杨师傅和妻子一起参加了政府专为残疾人开办的按摩学习班，毕业后在医院当临时按摩师。由于天天上下班不方便，他和妻子便有意自己开办按摩店。1996年，在街道的帮助下，他开办了自己的按摩店。从此，他们不但自己走上了自强自立之路，还帮助一些盲人解决了就业难题。杨师傅说，以前按摩店少，生意还不错，但现在按摩店越开越多，而且很多都是正常人开的，无论资金还是环境，他都比不上他们，所以现在按摩店的生意不如以前。“好在我们的手势(技术)好，而且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自食其力还是没问题的。”杨师傅非常乐观地说。
想拥有一家自己的按摩店
江坤治：男，26岁，广西桂平人，按摩师。
小冯：男，25岁，广西博白县人，按摩师。
见到江坤治和小冯有些偶然，因为那天我本是去东山口寻找一个盲人乐队的。没想到，盲人乐队早就不在了，正失望间却发现了巷子里有一家盲人按摩店。于是，我见到了江坤治和小冯。
江生和小冯都是后天失明的。江坤治是因为十几岁时在采石场干活，不小心被石头崩伤了眼。后来，因为没有医好，便失明了。失明后，便在本地学按摩。1998年，听朋友说广州不错，他便让家里人把他送到了广州，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便找到了一份按摩的工作。
由于出门不方便，江坤治买东西时总是托一位朋友帮买，朋友见他老实可靠，人也勤快，便将她做护士的表妹阿燕介绍给他。没想到，两个年轻人还真的擦出了爱的火花。然而，这段爱情却遭到了阿燕所有亲戚朋友的反对。阿燕的父母一开始也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盲人，在重重压力下，江生有些气馁了，他不想让阿燕承担太大的压力，便提出分手。阿燕却坚决不同意，她说，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也不管将来怎么样，我都会跟你一起想办法。在她的坚持下，父母终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今年5月，他们已领到了结婚证书。江坤治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留在广州，申请一个牌，开一家自己的按摩店。
相对于江坤治，小冯似乎并没那么幸运。他说，他三四岁时就因病致盲了。很长时间他都是家里的闲人，直到有一天，有朋友对他说，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时，他才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活。于是，21岁左右他开始学按摩。学成之后，便到广州来找工作。刚来时，有朋友介绍去了一家按摩店，没想到，店里的同事经常欺负他，做了十几天后，他便一个人跑出来找工作。他说，由于不知道哪里有招人，所以他就在路上问路人。就这样，他愣是找到了工作。他说，广州人挺好的，很热情，比较乐于助人。但他也遇到了一些心地不好的人，他说，去年八九月份，他便对老板说过年要请假回家，哪知道临近年底，老板不但不让他走，还说‘你又看不到路，回什么家呀’，这让他很伤心。还有一家店到现在还欠着他的工钱不给，也让他很无奈。
说起将来的生活，小冯有些腼腆，他说他非常羡慕同事江坤治，希望将来能像他一样赚点钱，找一个老婆过一生一世。
在广州盲校，记者见到因为患不同眼疾或者先天性就是视力障碍的学生。他们小至四五岁，大至十八九岁。在这里，他们过着简单的集体生活，学会用点触方法的盲文去认识世界，体会着人生的欢欣、喜悦及悲作与困惑。日前，记者走近他们的生活，采摘部分人的故事，希望能与读者一起感受视力障碍人的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
谁说盲人只能当按摩师
陈池林：男，25岁，广州市盲人学校音乐老师。
在采访陈池林之前，记者与其他视力残疾的学生交谈，每当小心翼翼地问他们的眼睛或无意提及盲的字眼之时，总会引来一片沉默。没想到，陈池林能坦然地说“盲”，而且还很爽快地与记者攀谈起来。每讲上两三句话，无论是提及他曾经失落的心情，还是说到以后充满压力的人生，总会听到陈池林欢愉的笑声。他说，自己已经融入到健康人的生活中了，他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希望给后来者一点鼓励。以下便是他的自述：
我家三兄弟都是盲人，现在我的大哥在中山小榄镇开设了一间盲人按摩诊所，并和一位视力健康的女孩结婚了。二哥从长春大学毕业后回来做了一名医生，而我也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当一名音乐老师。今天，我们三兄弟凭着自身的努力不但能自身其力，还可以回报社会，没有辜负父母给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十分感谢我的父母!想当初，我的父母发现三个儿子竟然都是天生的盲人，社会的岐视与压力，令他们的感受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不过，父母都没有放弃我们兄弟，尽量让我们过得幸福，并鞭策我们努力读书。因为父母的关爱，让我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乐观与希望!
记得，我在18岁时，异常地渴望到广州的普通高校跟正常的学生随班就读。可是奔走了好几间学校，因为我的残疾而都被拒之门外!失望、难过、惶惑的情绪随之而来，我第一次体会到有视力障碍的人的自卑!最后，我到了当时长春大学特招盲人的音乐系学习，专业方向为音乐理论研究，主修科目为钢琴。音乐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在音乐中我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感悟生活，明白到光明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感受的，它更可以通过心灵去感受。现在，社会仍有很大一部分对盲人抱有歧视的眼光，我教的一些学生还有很沉重的思想包袱，我就会对他们说：“我没有能力阻止别人对我们这些人说三道四，可是我能通过提高自身的素养改变别人的说法。”
平时，我喜欢上网聊天、玩音乐，有时与朋友们泡吧到天亮，现在虽然不再有与同学比赛谁看盲校图书馆的书最多的狂热，可是新的生活让我变得更充实与豁达。对于爱情，我还是挺相信世间有真爱存在，盲人在爱情上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只要大家相互喜欢，像我们这样的人找到一位视力好的健康人结婚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以前上大学时，我班的同学就顺利地找到视力正常的女孩拍拖，而我的大哥与大嫂也是榜样。对于感情，有很多人都会问我是否有什么样的标准，我总会说：“合feel!”啦!女朋友的外貌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有内涵就行了。我在憧憬自己的爱情，也相信幸福被抓在我的手心，有视力障碍的人照常会活得很带劲、有滋有味!
谁说盲人只能当按摩师
小徐:男,19岁,职中学生。
小徐是一个很健谈的男生，当记者在他宿舍与别的同学交谈时，他总会不停地插话。据他说，在6岁那年，一场持久不退的高烧使得他的视力逐渐下降，直到有一天，日渐模糊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最终变成了一片黑暗。父母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又东挪西借地凑了近10多万元，带着他四处求医，最终还是未能保住视力。开始，他是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后来才来广州盲校读职高学习按摩。在老师的帮助教育下，小徐很快学会了盲文，开始用盲文“读”书。在盲童学校的日子，除了读书，无论从学行或心理上，他都比先天性盲伴遭遇着更多的打击与挫败。
“头一回从清清爽爽的白纸黑字到去摸一个个凸点，我差点哭了。”小徐说，从能“看”到“瞎”了，他的生命全部改变了，这种伤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从奔跑跳跃到摸摸索索，小徐记不清自己摔了多少跤。
小徐说，盲人是一种残疾类型，不等于按摩职业的别称，其实盲人还可以做电台主持人，电话接线等工作。可是，一个弱小的盲人个体，很难脱离既定轨道，做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于他来说，不仅是技术上困难，还有心理上的巨大考验。而在事实上，教育的滞后使盲人不具备与健全人在其他行业平等竞争的实力。说到这里，小徐显得有点激动，说话的语气也加重了好多。据他说，选择按摩，是出于无奈。由于广州没有盲人的高中班，他想考大学必须到青岛的盲校就读，而每年的普通高考对于他们来说，也无缘参加，这对于他来说是最难过的一件事。
用微笑面对生活
小媛：女，12岁，盲校四年级学生。
在盲校四年级的女生中，小媛留给记者的印象最深刻。她的脸圆圆的，扎着长长的小辫，眼睛睁得特别大，不像别的盲童总是眯着眼睛。当听到老师让她与记者随便聊一下，她腼腆地叫了一声“姐姐好”后，又害羞地低下了头。如果看到她不说话，静静地坐一旁的清秀样子，真的很难让人想到她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女生。
据说，她的眼睛还有一部分残余的视力，可是随着她年纪的增大，这些视力将会完全消失。旁边的同学介绍，小媛弹的钢琴非常好听，曾经还被选中担当学校电台支持人，可是天性害羞的她却把这个机会给推掉了。听到同学对自己的评价，小媛不好意思地谦让起来，也跟着大赞同学的手工课非常棒。
“告诉姐姐，你国庆去哪里玩了呢?”围着记者四周的学生吱吱喳喳地讲，他们如何度过一个精彩的国庆节，有的说整天在学校看书，有的说陪家人去旅游了。此时，小媛一边听，一边在微笑。当记者指明，让她回答时，小媛才低着声音说：“国庆节，我与家人到纪念堂看花灯!
“好看吗?”“嗯，好看哩!我感受到灯的亮光。”说起此事，小媛的神情显得十分欢愉，还主动向记者谈起家里人。她说，她还有一个小弟弟，她喜欢家中每一个人，她现在还不知道长大后想做什么，可是她会努力地学习，不让家人失望。平时，除了喜欢弹琴，还有的爱好就是傻笑呗!谈到这里，四周的女生都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最后，她一边和别的女生手拖手地下楼梯，还一边回头邀请记者到她们的宿舍坐坐。看到她含羞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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