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太宗谓皇属文言文翻译

Answer 1

太宗谓皇属文言文翻译
1.诫皇属（唐太宗李世明）翻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自己的亲属说：“我在位十三年了，出外时从未享受过游览观赏风光名胜的乐趣，在宫中也不敢沉溺于歌舞女色。
你们这些人生于富贵之家，长在深宫大院之内，作为皇亲贵戚，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每穿一件衣服，则想到养蚕妇人的辛苦；每吃一帆州瞎顿饭则要想到种田农夫的艰难。至于在听取别人的言语时，一定要冷静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凭着自己的喜怒感情用事。
我经常亲自处理各种烦杂的政务，怎么敢因过于辛劳而推辞呢！你们不要讥笑别人的短处，也不要因为自己比别人强就妄自尊大，只有这样才能永久享有富贵，确保一生吉祥顺利。先贤曾说过，敢于触犯我的人是我的老师，一味顺从我的人是我的仇敌。
这句话不可不仔细体会啊？”。
2.帮忙翻译下诫皇属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自己的亲属说：“我在位十三年了，出外时从未享受过游览观赏风光名胜的乐趣，在宫中也不敢沉溺于歌舞女色。
你们这些人生于富贵之家，长在深宫大院之内，作为皇亲贵戚，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每穿一件衣服，则想到养蚕妇人的辛苦；每吃一顿饭则要想到种田农夫的艰难。至于在听取别人的言语时，一定要冷静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凭着自己的喜怒感情用事。
我经常亲自处理各种烦杂的政务，怎么敢因过于辛劳而推辞呢！你们不要讥笑别人的短处，也不要因为自己比别人强就妄自尊大，只有这样才能永久享有富贵，确保一生吉祥顺利。先贤曾说过，敢于触犯我的人是我的老师，一味顺从我的人态空是我的仇敌。
这句话不可不仔细体会啊？”。
3.贞观初太宗从容谓翻译【原文】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
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
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
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译文】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迹模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
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
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
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
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
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译文】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
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
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
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原文】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
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
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译文】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
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
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原文】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
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
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
太宗深然之。【译文】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
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
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
’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①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
4.太宗自省的文言文翻译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译】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5.2.细读?0?0太宗诫皇属?0?3,唐太宗是从哪三方面劝诫自己的子孙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
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
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
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
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
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
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
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
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
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第二子李宽，早夭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
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
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