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舞蹈的论文
舞蹈是表演艺术，是人体内在的爱与外在的美神韵的再现，也是天人合一的协奏曲。
贾拉路丁·鲁米诗云：“你跳舞时，整个宇宙也在跳舞。”《列子·汤问》：“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易·系辞上》：“鼓之舞之以尽神。”追溯文明之源头，可以看出，舞蹈与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不言而喻，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舞蹈构成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来看，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恰恰又是舞蹈艺术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的结果。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中华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范围内，依循艺术发展的时间线索来探究它的时空关照问题。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出现专业舞人。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
尽管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据传，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以众为观”。
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
至于商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时代，巫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都是一些巫师，巫师都是舞蹈家。
《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舞形，与工同意。
古者巫咸初作巫。”巫咸是传说中的商代大知识分子，天文学家，他的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条，举有十巫，能升降于天，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巫师有特殊的步伐，即通过巫舞而步入天堂，又归到地上，所以学巫先需学舞。
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同属巫舞，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流传至今，并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
到了宋代以后，作为“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时间的考验。
它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发展成为“傩戏”。
正因为这一发展，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
周代是我国舞蹈史上第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汇集整理了从原始时代以来有代表性的乐舞。
其中《大韶》、《大夏》、《大武》最具代表。
当时还创出了雅乐体系，雅乐由于艺术感染力差，不具欣赏价值而逐渐衰落。
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人们已不再关注它了，在雅乐衰退的同时，民间舞蹈蓬勃兴起。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同时也是我国舞蹈艺术的第二个集大成时代，“百戏”是当时最盛行的表演艺术形式。
其中最著名的舞蹈名目有《盘鼓舞》、《巾舞》、《bǐng＠①舞》、《拂舞》、《铎舞》。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巾舞》是今日《长婴》的源头。
《bǐng＠①舞》是一种鼓舞，如同今日的太平鼓。
《拂舞》是执拂而舞，我们现在见到的戏曲中神仙、和尚、尼姑等角色常常拂尘舞蹈，也许与这种古老的传统有关。
《铎舞》是执铃而舞，至今土家族还有《八宝铜玲鼓》，藏族“热巴”也有摇铃动作。
汉族《巫舞》也有摇铃的痕迹。
古今映证就会发现，我国许多种民间舞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在这千百年的历史之中相互影响，不断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舞蹈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以说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又一高峰阶段。
它继承了周汉传统，发展了舞蹈艺术，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
此外还有《踏谣娘》等颇具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在当时也很流行。
沿着这种趋势，到了宋元以后，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兴起，而原来的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逐渐趋于衰落，但是被吸收、融合在戏曲中的舞蹈，却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训练体系和表演方式及程式。
作为戏曲主要表演手段的唱、念、做、打四功，其中的做与打都是舞蹈或舞蹈性极强的动作。
文化靠不断积累、艺术要不断发展、创作要不断革新，整个文化的发展是随时代进程而发展的。
纵观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舞蹈形式都不仅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还保留和发展了前代的舞蹈艺术，这就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概念的体现。
在这个流动的历史过程中，舞蹈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不仅如此，舞蹈艺术的欣赏与创作也离不开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的研究。
如果不能把握好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特征，就无法准确地去欣赏、创作和发展舞蹈艺术。
二、舞蹈艺术的空间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人类的舞蹈艺术正是从这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
所以，要想使舞蹈艺术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注意舞蹈艺术的时间性还不够，还要注意到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它还反映生活，有历史背景。
特别是民间舞蹈，它与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生产劳动、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
如汉族的《秧歌》、《狮舞》、《龙舞》，藏族的《锅庄》，蒙族的《安代》、《查玛》，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的《农乐舞》，壮族的《蟆拐舞》，满族的《太平鼓舞》，彝族的《跳左脚》等等。
这些舞蹈形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各族民间歌舞，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传承发展。
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
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才使得我国舞蹈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
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此类现象俯拾皆是，屡见不鲜。
择其典型，当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舞蹈类型最具代表性。
其时，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乐舞也形成了南北两种鲜明特色：南朝继续保留着汉代的舞蹈传统，北方因为多是胡族统治地区，所以胡乐大盛。
南朝宋武帝时代，一直续承着汉族的乐舞传统。
南朝统治者崇尚歌舞，因此把南朝盛行的《清乐》也带到了江南。
《清商乐》原是汉魏时在汉族地区的传统歌舞形式，东晋之后传到了南北朝。
清商乐者“南朝之旧乐也，永嘉之乱王都沦丧，遗声旧制，散落江左”。
可见是晋代东迁才把这种歌舞形式带到南方。
南方的歌舞具有温柔典雅的情调，因此大量的南方原有的民间歌舞形式，都被吸收到《清商乐》这一表演形式中，经过加工成了精致、优美的舞蹈。
在北朝的统治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乐舞大量涌入中原，城市内外“胡乐胡舞”普遍盛行。
特别是到了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北周时，更是盛极一时。
当然，传入少数民族的乐舞不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而是早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已带回西域乐舞资料，但是在那时还是少量和间接的，到了南北朝期间，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已经交流频繁，西域诸国来朝，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唐国之乐，大聚长安，著名的龟兹乐人苏祗婆，就是这一次随从突厥皇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原的。
自此形成了女爱胡装，伎务胡乐的风尚，促进了中原乐舞与外域乐舞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如《西凉乐舞》不是西凉的乐舞，而是龟兹乐与中国乐混合而成。
龟兹舞乐当是舞蹈地域空间交流的典型代表。
龟兹舞乐是诞生于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舞蹈和音乐，是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民族的伟大创作，也是西域史上著名的龟兹文化和西域舞乐的杰出代表。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所带来的东方艺术西渐，或西方艺术东渐，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
古代西域正是这一文化交流聚集融汇的地方。
这便是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作。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龟兹舞乐得天独厚，受东西方艺术之熏染，汲取东西方艺术之精华，经过数百年的广采博取，融汇提炼，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或为西域舞乐史上一个辉煌的无可再现的高峰。
丰腴多姿，舞彩缤纷的龟兹舞乐，充分体现了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它遍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东西方乐舞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舞蹈艺术的完善与发展，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关照。
靠一种单一舞蹈艺术的发展，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完美境界。
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
在我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乐舞也呈现了一个鼎盛局面。
当时隋朝的乐舞，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隋文帝开国初年制定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高昌伎》，到了隋炀帝杨广时，又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成为《九部伎》。
这些乐部，每部都包含舞蹈，来自不同地区与民族。
隋炀帝杨广，是个极会享乐的人，对于乐舞方面，感到周齐音乐都杂有胡歌胡音，便吸收民间乐歌加以改造。
从大业二年开始集中乐工，收留在太常寺，还收了许多学徒，称为博士弟子，专门学习技艺，因此创作了许多新曲。
隋炀帝大制艳篇，他对前代的乐舞有了改革。
此外，唐代很流行的《柘枝舞》的发展、完善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特性。
《柘枝舞》传入中原以后，在广泛、长期的流传中已逐渐发展变化。
从保持原有民族风格的单人《柘枝舞》，到由二人表演的《双柘枝》，此外还有儿童舞蹈《屈柘枝》（或作《屈枝》），可能由于表演风格不同，《屈柘枝》不属“健舞”类，而属于“软舞类”。
据《乐府诗集》引《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
此舞因曲为名。
用二女童，帽施金铃，biàn＠②转有声，其来也于于二莲花中藏，花坼则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健舞”《柘枝》与“软舞”《屈柘枝》，一为羽调，一为商调。
实际是舞蹈伴奏乐曲采用不同调式，其主旋律还是同出一源的。
从舞蹈的内部关联讲，《屈柘枝》是从《柘枝》发展变化而来，舞蹈表演形式比较大。
“健舞”《柘枝》是比较地道的西域民间舞，“软舞”《屈柘枝》则与汉族传统舞蹈相融合，表演时用两个女童，先藏莲花中，花瓣慢慢张开，女童从花中钻出来进行舞蹈，它的特点不是矫捷明快，婀娜多姿，而是“雅妙”。
从舞蹈到布景装置都按中原人民的审美要求做了较高的艺术加工。
今天西安博物馆的唐兴福寺残碑中的汉族儿童和西域人像，两人舞姿相同，这就说明唐代的汉族人和西域人都在跳一样的舞蹈。
这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站在一起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美，给人们创造了一种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
敦煌莫高窟中的盛唐壁画中有两个站在莲花上跳舞的伎乐天，实际上这是一对被神化的舞人形象，正是它启发着我们去想象唐代《柘枝舞》的风貌。
唐代的《柘枝舞》的表演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经过各地不同风格的表演形式的交叉、交流、交融，《柘枝舞》成了当时既流行、又有相当品味的舞，没有较深的功底是表演不了的。
不仅如此，《柘枝舞》还成了当时即流行又有相当品味的舞，没有较深的舞蹈功底是表演不了的。
不仅如此，《柘枝舞》还成了当时极具生命力的舞蹈。
经盛唐，直至晚唐，《柘枝舞》仍盛行不衰，生命力极强且流行甚广。
当时京都长安以及同州、常州、杭州、潭州、四川等地均有人表演《柘枝舞》。
这种舞蹈历经唐代、宋代，直到明清之际，还有伎人朗圆舞时穿《柘枝》服装的记载，可见影响之深远。
《柘枝舞》在中原的流传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和极强的生命力以及创造的广阔的审美空间，都证实了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舞蹈，传入另一个民族和地区时，必然会相互影响，无论是艺术风格和表演形式，都会按照流传地区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及欣赏习惯发展变化，并加以创新，经长时间的融合、完善，进而达到完美阶段。
考察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其一就是发展（即舞蹈艺术的时间性）；其二就是交融（即舞蹈艺术的空间性）。
作为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舞蹈艺术，在很大程度是得益于烂灿的中华文明的艺术底蕴，没有这个底蕴就谈不上舞蹈的发展，所以挖掘、继承、发展古代传统的舞蹈艺术是极其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的差异使舞蹈艺术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性，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舞蹈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历史的机遇。
它必然会在不断交流中不改进、提高、创新，通过舞蹈艺术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使舞蹈艺术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1.论文题目：浅析舞蹈艺术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发展
关键词: 舞蹈艺术；新媒体；发展
摘要: 舞蹈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对舞蹈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统舞蹈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本文研究了舞蹈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创新性发展。从2010年开始，舞台特效技术发展迅速，不仅舞台效果能带来视觉盛宴，舞者的发展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新媒体舞蹈是传统艺术的创新理念和高新技术力量合作中的时代产物，可见多媒体技术对舞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引用：彭爽, 付艳. 浅析舞蹈艺术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发展[J]. 艺术研究快报, 2023, 12(2): 84-87.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2014
2.论文题目：浅谈中国古典舞折扇道具的特点和运用——基以《纸扇书生》为例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折扇；《纸扇书生》
摘要: 折扇是中国古典舞中非常重要的道具元素。从2000年开始，中国古典舞艺术工作者逐渐对纸扇道具产生了更多重视，并编创出了《纸扇书生》等纸扇道具一类的舞蹈作品。由于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纸扇道具动作的风格，反映了本类道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作用，中国古典舞《纸扇书生》也在2017年的第十一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上获得了奖项。本文将首先阐述中国古典舞纸扇道具的形状制作、动作发展及动作基本类型，然后以作品《纸扇书生》为例阐述纸扇动作的特点，分析纸扇动作的练习方法及表现方式。本文的内容能帮助舞蹈学习者，了解中国古典舞中小生行当的纸扇动作体系的源流及动作类型，从《纸扇书生》等当代作品出发，了解这一道具动作体系的发展与创新，思考在作品中纸扇表现出了哪些特色。此外对道具动作运用方法的分析，也能使舞蹈学习者在《纸扇书生》等作品中更好地练习道具动作，更好地运用纸扇塑造小生行当书生角色的形象，提高表演者的中国古典舞表演水平。
文章引用：陈林, 曹海滨. 浅谈中国古典舞折扇道具的特点和运用——基以《纸扇书生》为例[J]. 艺术研究快报, 2023, 12(2): 118-123.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