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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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作家描写上海的一部历史小说中,男主角丹顿1903年来上海淘金时,一上岸就被一辆独轮车吸引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子的车,连连发问:“它叫什么?他们用这个来载人?”来接他的人回答:“那叫独轮车。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我亲眼看到乘坐十二个人的大独轮车。”
上海开埠前后,盛行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和轿子,似乎离现代化都市还远。这两种交通工具也是中国传统式的,为中国所独有。
独轮车,又称小车、手推车、江北车,原先用来载货,因重心较高,不易掌握。租界开辟后,周围相继建成一些工厂,男女工都有。一些女工为了去较远的纺织厂上班,往往相约合坐独轮车前往,并且渐成风气。从当时的照片看,一辆车上约有八九人,分坐两边。据1874年的统计,英法租界共有独轮车3000辆,简直是近代上海一支不容忽视的“出租车队”。由于收费低廉,一般贫民苦力均乐以独轮车代步或运物。但是好景不长,人力车兴起后,因其车速快于独轮车,而且乘坐舒适惬意,独轮车遂趋没落,仍旧以载货为主要功能。
当时的官吏、商人与小康市民,大概认为有损面子,是决不肯坐独轮车的。他们出出入入,均乘坐轿子,而且比阔斗富,把一顶轿子弄得花样百出。新娘出嫁,所坐花轿有红绿二色,绣有“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的轿帘;闺秀淑女乘坐的轿子,顶垂缨络,旁嵌玻璃,谓之“撑阳轿”;一般市民如郎中或私塾先生,只坐普通的蓝布小轿;而官场中人,轿子的等级式样却马虎不得,不能越雷池半步,上海道坐的是八抬八杠的绿泥金顶大轿,知县只能用四人抬的红漆朱顶蓝泥轿了。
2
西式马车与东洋黄包车
随着上海租界外国侨民的增多,式样洋派的西式马车应运而生,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晴宜雨。每当夕阳西下,一辆辆马车出游兜风,沿俗称大马路的外滩南京路一直到静安寺一带,招摇而过,引人注目。稍后,上海一些有钱人不甘寂寞,也开始置备马车,其漂亮豪华,比之外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官绅富商、公子王孙、闺阁千金、青楼女子出门无不以马车代步。驾车出游,成为一种时髦,尤以三月赴龙华赏花最盛极一时。彼时,富家子弟衣着光鲜,驾着自家或租来的马车,边上坐着妖艳的妓女,在春日的和风中款款而行,然后徜徉在花丛中作竟日之游,好不逍遥。
人力车应是日本的舶来品,故又称东洋车。1874年,一个叫米拉的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了这个新玩意儿,又从租界当局取得了营业执照,雇日人拉车营业。后因言语不通,拉车人才为华人顶替。为求醒目计,车身一律漆成黄色,故又名黄包车。开始的时候,黄包车车辆高大,座位宽敞,轮为铁制,行驶时隆隆作响,震动很厉害。后有人加以改进,由双座改为单座,轮子改成类似现在的橡胶胎,行驶时悄然无声,拉跑速度也明显加快。当年的许多商界和文化界人士,最喜欢乘坐黄包车,常常包租一辆供其使用,或为家人使用。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它的数量远超过汽车,达到五六万辆之多。
至于脚踏三轮车的流行,则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事情了。日寇占领上海后,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垄断汽油的配给,用于其军事目的,致使大量汽车不能行驶,才促使了三轮车的兴起。
这些早期交通工具,都须持有牌照,并向市政当局缴纳捐税,如1906年工部局收取的马车捐就达白银32761两。
3
汽车来到上海
交通工具中的“骄子”——汽车,据说是寓沪西医为求出诊方便,大约在1901年时由外国侨民引进到上海的。那一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带了两辆汽车登陆上海,从那时起,上海乃至中国才有了汽车。汽车样式奇异,速度飞快,路人为之惊讶不已,租界当局也不知如何对其征税。1902年1月30日,工部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为上海第一辆汽车颁发牌照的决定,不过因从未征过汽车税,无例可循,遂按马车规格征税,每月捐银2元。
现在人们叫公共汽车为“巴士”,出租汽车为“泰克西”,这些是英语的音译。称小汽车为轿车,偏偏不用音译,似乎是有来历的。19世纪末出版的小说《海上花》一书中,就出现了东洋车(黄包车)、皮篷车、钢丝轿车、轿车、马车等等称谓,哪里来的钢丝轿车、轿车?及至读到“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方明白还是马车。当时小汽车还没有引进,所以,这里的钢丝轿车、轿车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轿车,而是比较考究、有车箱的一种马车。等到小汽车来到上海,人们见所未见,在万分惊讶的同时,也想不出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它,暂且称之为高级“轿车”吧,等到马拉的轿车消失了,动力驱动的轿车却一直沿称下来了。
汽车落户上海后,发展极为迅速。有外侨陆续携汽车来上海,或从国外订购汽车。受西风熏陶的华人也开始成为汽车的主顾。1903年上海只有5辆,1908年就增加到了119辆,但初期会驾驶车辆的人很少,所以这些汽车空搁一年半载不足为奇。在当时,汽车驾驶员是最吃香的职业,有此技术,不愁没有人出大价钱来雇你,问题是要学会驾驶技术,谈何容易。办驾驶学校,招收驾驶学生,是后来的事情了。
有了汽车,就可以走得更远。喜欢兜风的人弃马车用汽车,每逢假日开着车到幽静的充满野趣的静安寺附近,享受自然风光,放松身心,其乐融融。
4
一号汽车与蓝布小轿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马路上,是各种交通工具最为混杂的年代,“每天要通过大量各式各样的车辆——汽车、卡车、电车、马车、自行车、人力车、独轮推车、手推车……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新与旧、快与慢,并驾齐驱,蔚为大观。当时人力车的数量最多,1909年上海发放了8471辆人力车的牌照,“成为上海客运主要工具之一”。
所谓混杂的年代,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张聋甏”的轿子,它在上海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当时人曾有两句话,叫“虽时兴而不得行”与“虽落伍而仍在行”,前者讲的是周家的汽车,后者讲的就是张聋甏的轿子。
拥有上海私人汽车第一号牌照的,是宁波商人周湘云家族,但这辆车究竟哪个牌子、什么模样,恐怕无法考证。据周家后人回忆,这辆老爷车的原拥有者,是丹麦人,因要回国,便将此车连同牌照一起转让给了周家。周家老太爷周纯卿将车稍加装饰,换掉车灯,又在车门把手处,镶嵌了铜质的“周”字,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据说,犹太富翁哈同则拥有一张第一号的司机执照。哈同为摆威风,图吉利,愿以十万银元向周购进第一号汽车牌照,并威胁如果不允,就在街上砸烂它。哈同是租界内的风云人物,很有势力,周既不愿出让,又不敢让汽车上街,免得驶上马路,被工部局借口违反交通规则而吊销驾驶执照,只得把车停在自家车库里,徒成展品而已。这样倒也使哈同的阴谋不能得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轿子被人视为封建落后的“老古董”,在上海已绝少见到,只有婚礼迎新时才使用花轿。但却有一人例外,伤寒名医张聋甏祖传中医,热衷国粹,每逢出诊,他照样乘坐一顶蓝布小轿,在快似疾风、嘟嘟鸣叫的汽车旁穿梭,时人莫不相识,等于他的活广告。
有趣的是,当时上海马路上煤气灯、电灯和油灯也是交相辉映,后来居上的电灯正在拼命竞争老大的位置。可以说,新生事物得以脱颖而出,都有过一个逐渐演进甚至不断反复的过程,但先进替代落后终是必然之结果,从轿子、独轮车、马车到电车、汽车的发展史,也可见一斑。
5
伴张爱玲入睡的电车铃声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意味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起步。电车的起始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并沿着外滩,抵达广东路外滩。从此,叮当叮当的电车铃声,是上海繁华都市形象一道移动的风景,是张爱玲每天晚上枕着入睡的伴奏声。在她以写上海风情出名的小说中,电车也是上海的一座人生舞台,各不相干的人在此登场,但往往来不及表演,却要下场了。当年那部《封锁》,全是写电车上发生的故事,开头写得颇经典:“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张爱玲居住的公寓旁边,恰好紧邻着一家电车场,她就喜欢半夜里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等到它们全部进场了,她才睡下。
无轨电车则开通于1914年,为上海首创,他处没有,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上海唯一之新发明”,“按电车之制,轨有多种,因地制宜,而无轨之法则创自上海,环球各国未之先有,差足称豪”。1934年,上海又出现双层公共汽车,还有双层码头、双层轮渡,被称为上海“双层交通工具”。
上海电车营运之初,曾闹出不少笑话。当时不少人相信,“电车电车,车上带电,乘者触电”。为了解除市民的疑虑,不让刚刚起步的电车夭折,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几次试车时,都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特地邀请社会名流虞洽卿、朱葆三等人,以及电车公司中外董事们共二三十人,乘坐第一班电车,从静安寺出发到外滩。电车行驶时,窗户大开,沿途的人都能看见他们在车箱内谈笑风生,还不时依窗扶栏,向车窗外招手致意呢!新闻记者拍了照,登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轰动一时。近代上海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任何一件新式事物的引进,上海人或许都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等到其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实用、高效、便捷、舒适,人们才会由最初的排斥态度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
最初的电车车身为木壳,外包钢片,漆深绿色,车身两侧有六扇大窗,光线明亮。车箱内长条椅子沿侧横放,乘客相对而坐。电车初行时,因乘客稀少,车门没有后来的铁栅护栏,便于乘客上下,一些年轻人自恃胆大,常在电车行驶途中,飞车上下。后因乘客多了,为防止乘客掉落车下,才在驾驶台和车门设拉闸、护栏。
著名文化人曹聚仁也是“飞车好手”,他回忆这一段有趣的经历时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上海开埠前后,盛行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和轿子,似乎离现代化都市还远。这两种交通工具也是中国传统式的,为中国所独有。
独轮车,又称小车、手推车、江北车,原先用来载货,因重心较高,不易掌握。租界开辟后,周围相继建成一些工厂,男女工都有。一些女工为了去较远的纺织厂上班,往往相约合坐独轮车前往,并且渐成风气。从当时的照片看,一辆车上约有八九人,分坐两边。据1874年的统计,英法租界共有独轮车3000辆,简直是近代上海一支不容忽视的“出租车队”。由于收费低廉,一般贫民苦力均乐以独轮车代步或运物。但是好景不长,人力车兴起后,因其车速快于独轮车,而且乘坐舒适惬意,独轮车遂趋没落,仍旧以载货为主要功能。
当时的官吏、商人与小康市民,大概认为有损面子,是决不肯坐独轮车的。他们出出入入,均乘坐轿子,而且比阔斗富,把一顶轿子弄得花样百出。新娘出嫁,所坐花轿有红绿二色,绣有“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的轿帘;闺秀淑女乘坐的轿子,顶垂缨络,旁嵌玻璃,谓之“撑阳轿”;一般市民如郎中或私塾先生,只坐普通的蓝布小轿;而官场中人,轿子的等级式样却马虎不得,不能越雷池半步,上海道坐的是八抬八杠的绿泥金顶大轿,知县只能用四人抬的红漆朱顶蓝泥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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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马车与东洋黄包车
随着上海租界外国侨民的增多,式样洋派的西式马车应运而生,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晴宜雨。每当夕阳西下,一辆辆马车出游兜风,沿俗称大马路的外滩南京路一直到静安寺一带,招摇而过,引人注目。稍后,上海一些有钱人不甘寂寞,也开始置备马车,其漂亮豪华,比之外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官绅富商、公子王孙、闺阁千金、青楼女子出门无不以马车代步。驾车出游,成为一种时髦,尤以三月赴龙华赏花最盛极一时。彼时,富家子弟衣着光鲜,驾着自家或租来的马车,边上坐着妖艳的妓女,在春日的和风中款款而行,然后徜徉在花丛中作竟日之游,好不逍遥。
人力车应是日本的舶来品,故又称东洋车。1874年,一个叫米拉的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了这个新玩意儿,又从租界当局取得了营业执照,雇日人拉车营业。后因言语不通,拉车人才为华人顶替。为求醒目计,车身一律漆成黄色,故又名黄包车。开始的时候,黄包车车辆高大,座位宽敞,轮为铁制,行驶时隆隆作响,震动很厉害。后有人加以改进,由双座改为单座,轮子改成类似现在的橡胶胎,行驶时悄然无声,拉跑速度也明显加快。当年的许多商界和文化界人士,最喜欢乘坐黄包车,常常包租一辆供其使用,或为家人使用。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它的数量远超过汽车,达到五六万辆之多。
至于脚踏三轮车的流行,则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事情了。日寇占领上海后,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垄断汽油的配给,用于其军事目的,致使大量汽车不能行驶,才促使了三轮车的兴起。
这些早期交通工具,都须持有牌照,并向市政当局缴纳捐税,如1906年工部局收取的马车捐就达白银32761两。
3
汽车来到上海
交通工具中的“骄子”——汽车,据说是寓沪西医为求出诊方便,大约在1901年时由外国侨民引进到上海的。那一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带了两辆汽车登陆上海,从那时起,上海乃至中国才有了汽车。汽车样式奇异,速度飞快,路人为之惊讶不已,租界当局也不知如何对其征税。1902年1月30日,工部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为上海第一辆汽车颁发牌照的决定,不过因从未征过汽车税,无例可循,遂按马车规格征税,每月捐银2元。
现在人们叫公共汽车为“巴士”,出租汽车为“泰克西”,这些是英语的音译。称小汽车为轿车,偏偏不用音译,似乎是有来历的。19世纪末出版的小说《海上花》一书中,就出现了东洋车(黄包车)、皮篷车、钢丝轿车、轿车、马车等等称谓,哪里来的钢丝轿车、轿车?及至读到“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方明白还是马车。当时小汽车还没有引进,所以,这里的钢丝轿车、轿车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轿车,而是比较考究、有车箱的一种马车。等到小汽车来到上海,人们见所未见,在万分惊讶的同时,也想不出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它,暂且称之为高级“轿车”吧,等到马拉的轿车消失了,动力驱动的轿车却一直沿称下来了。
汽车落户上海后,发展极为迅速。有外侨陆续携汽车来上海,或从国外订购汽车。受西风熏陶的华人也开始成为汽车的主顾。1903年上海只有5辆,1908年就增加到了119辆,但初期会驾驶车辆的人很少,所以这些汽车空搁一年半载不足为奇。在当时,汽车驾驶员是最吃香的职业,有此技术,不愁没有人出大价钱来雇你,问题是要学会驾驶技术,谈何容易。办驾驶学校,招收驾驶学生,是后来的事情了。
有了汽车,就可以走得更远。喜欢兜风的人弃马车用汽车,每逢假日开着车到幽静的充满野趣的静安寺附近,享受自然风光,放松身心,其乐融融。
4
一号汽车与蓝布小轿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马路上,是各种交通工具最为混杂的年代,“每天要通过大量各式各样的车辆——汽车、卡车、电车、马车、自行车、人力车、独轮推车、手推车……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新与旧、快与慢,并驾齐驱,蔚为大观。当时人力车的数量最多,1909年上海发放了8471辆人力车的牌照,“成为上海客运主要工具之一”。
所谓混杂的年代,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张聋甏”的轿子,它在上海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当时人曾有两句话,叫“虽时兴而不得行”与“虽落伍而仍在行”,前者讲的是周家的汽车,后者讲的就是张聋甏的轿子。
拥有上海私人汽车第一号牌照的,是宁波商人周湘云家族,但这辆车究竟哪个牌子、什么模样,恐怕无法考证。据周家后人回忆,这辆老爷车的原拥有者,是丹麦人,因要回国,便将此车连同牌照一起转让给了周家。周家老太爷周纯卿将车稍加装饰,换掉车灯,又在车门把手处,镶嵌了铜质的“周”字,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据说,犹太富翁哈同则拥有一张第一号的司机执照。哈同为摆威风,图吉利,愿以十万银元向周购进第一号汽车牌照,并威胁如果不允,就在街上砸烂它。哈同是租界内的风云人物,很有势力,周既不愿出让,又不敢让汽车上街,免得驶上马路,被工部局借口违反交通规则而吊销驾驶执照,只得把车停在自家车库里,徒成展品而已。这样倒也使哈同的阴谋不能得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轿子被人视为封建落后的“老古董”,在上海已绝少见到,只有婚礼迎新时才使用花轿。但却有一人例外,伤寒名医张聋甏祖传中医,热衷国粹,每逢出诊,他照样乘坐一顶蓝布小轿,在快似疾风、嘟嘟鸣叫的汽车旁穿梭,时人莫不相识,等于他的活广告。
有趣的是,当时上海马路上煤气灯、电灯和油灯也是交相辉映,后来居上的电灯正在拼命竞争老大的位置。可以说,新生事物得以脱颖而出,都有过一个逐渐演进甚至不断反复的过程,但先进替代落后终是必然之结果,从轿子、独轮车、马车到电车、汽车的发展史,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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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张爱玲入睡的电车铃声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意味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起步。电车的起始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并沿着外滩,抵达广东路外滩。从此,叮当叮当的电车铃声,是上海繁华都市形象一道移动的风景,是张爱玲每天晚上枕着入睡的伴奏声。在她以写上海风情出名的小说中,电车也是上海的一座人生舞台,各不相干的人在此登场,但往往来不及表演,却要下场了。当年那部《封锁》,全是写电车上发生的故事,开头写得颇经典:“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张爱玲居住的公寓旁边,恰好紧邻着一家电车场,她就喜欢半夜里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等到它们全部进场了,她才睡下。
无轨电车则开通于1914年,为上海首创,他处没有,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上海唯一之新发明”,“按电车之制,轨有多种,因地制宜,而无轨之法则创自上海,环球各国未之先有,差足称豪”。1934年,上海又出现双层公共汽车,还有双层码头、双层轮渡,被称为上海“双层交通工具”。
上海电车营运之初,曾闹出不少笑话。当时不少人相信,“电车电车,车上带电,乘者触电”。为了解除市民的疑虑,不让刚刚起步的电车夭折,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几次试车时,都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特地邀请社会名流虞洽卿、朱葆三等人,以及电车公司中外董事们共二三十人,乘坐第一班电车,从静安寺出发到外滩。电车行驶时,窗户大开,沿途的人都能看见他们在车箱内谈笑风生,还不时依窗扶栏,向车窗外招手致意呢!新闻记者拍了照,登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轰动一时。近代上海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任何一件新式事物的引进,上海人或许都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等到其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实用、高效、便捷、舒适,人们才会由最初的排斥态度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
最初的电车车身为木壳,外包钢片,漆深绿色,车身两侧有六扇大窗,光线明亮。车箱内长条椅子沿侧横放,乘客相对而坐。电车初行时,因乘客稀少,车门没有后来的铁栅护栏,便于乘客上下,一些年轻人自恃胆大,常在电车行驶途中,飞车上下。后因乘客多了,为防止乘客掉落车下,才在驾驶台和车门设拉闸、护栏。
著名文化人曹聚仁也是“飞车好手”,他回忆这一段有趣的经历时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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