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将才不少，孙传庭也只是其一，为何史书却对其评价很高？
说起明末将领，相信即便是对明史一知半解的朋友，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中的，也定然是袁崇焕、毛文龙、卢象升、洪承畴、祖大寿等诸多名将。
反观同为明末著名将领的孙传庭，其存在感可能就没有袁崇焕这么强烈了。但是在史书上，史官对于孙传庭的评价却是要远高于其他明末将领。
就拿《明史》来说，其就相继给了孙传庭“ 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以及“ 传庭死而明亡矣 ”的高度评价。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句话其实不是对孙传庭的评价，而是对当时局势的一个总结。
毕竟孙传庭于1643年十月初三战死的时间，刚好就距离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入关的时间不远。
诚然，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孙传庭战死之时，明末诸如袁崇焕、卢象升等名将也早已因为各种原因去世。
虽然也还有洪承畴、祖大寿等将才尚在，但也明显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将才凋敝之困境，更无法挽救明朝之颓势。
不过若是从孙传庭的生平来看的话，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孙传庭也确实是有能力担得起这个“ 传庭死而明亡矣 ”的高度评价的。
既然孙传庭是明末将领之一，是要带兵打仗的，那么就从将领都必须具备的战略意识开始说吧。
早在崇祯十年，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兵马，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提出了一个名为“四正六隅”的战略方案。
说白了就是在各地增兵，然后通过加强各地将领信息交流的方式，把各地相对分散的兵力联合成一张“大网”，借以实现对流动起义军的围追堵截。
乍一看，这个以逸待劳的战略确实没啥问题，能够让明军从被动转为主动。而且推行之初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反观孙传庭，从杨嗣昌提出这个战略之时就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 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则贼之地利在秦明矣。 ”
如此一来，明军虽然看似以逸待劳，却实则却会因为兵力过于分散而给了李自成等起义军趁机占领秦地的契机，那么这张“大网”不就废了吗？
更别提起义军占据“秦地”，也就是陇右地区以及陕西关中一带以后，还有地利优势，明军想要打进去也并非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利用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多次突破包围圈，并袭杀襄王朱翊铭以后，杨嗣昌的“四正六隅”战略计划终究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徒留明朝百姓去承担那因为增兵增饷而产生的财政负担，反而得不偿失。
显而易见，这个案例虽然无法明确的表达出孙传庭的战略意识有多出众，但作为一个将领，在制定战略时所需要的前瞻性、以及结合实际多角度分析的将领素质上面。
孙传庭无疑都足以称得上是比较优秀的。
与此同时，除了具备相对较为优秀的战略意识以外，孙传庭的个人能力着实出众。
就好比崇祯九年七月，是时，明末起义军中的第一代闯王“高迎祥”率军一路直指西安，结果在半道上遭遇明军埋伏，兵败被俘。
俘虏高迎祥的明军将领，便是刚到陕西就任巡抚之职不久的孙传庭。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毕竟明末的起义军多是由普通百姓组成，武器装备都十分落后，哪里会是孙传庭所率领的明朝正规军的对手。
可事实上，在孙传庭于崇祯九年三月被调任到陕西以后，虽然西安四卫账面上是有着“ 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余顷 ”的数据。
但由于明末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已然是“ 田归豪右，军尽虚籍。 ”
顾名思义，在孙传庭就任陕西巡抚之时，当时西安四卫实则面临着严重的缺兵缺饷问题。
但经过孙传庭“ 严征发期会，一从军兴法 ”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虽然兵力依旧缺乏，只有“ 万一千有奇 ”，但战斗力却明显有了质的提升。
而且在“田”上，俨然是“ 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 ”
一方面说明此时的西安四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有缺饷之弊。
另外一方面同时还说明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导致西安四卫缺兵缺饷的病根，也就是“土地兼并”问题。
而在当时，实则不光是西安四卫面临土地兼并的问题，明朝其他地区也不外如是，如果加以推广的话，虽无法短时间迅速根治，但长久来看，对明朝颓势的逆转肯定是有所帮助的。
反观袁崇焕、毛文龙、卢象升、洪承畴、祖大寿等其他明末将才，虽然在战略意识上也都极为优秀。
可是在能力上面，却有相当一部分将领都是靠明朝廷斥巨资、且本就强者云集的“关宁军”才体现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虽然孙传庭手下的秦军战力比不上关宁军，但若将两军都放在同一个起点的话。
不依赖明朝廷，完全靠自给自足一步一步将秦军带出来的孙传庭，无疑在整兵练兵的能力上，也丝毫不弱于组建关宁军的孙承宗以及袁崇焕二人。
那么《明史》对于孙传庭那“ 传庭死而明亡矣 ”的高度评价，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毕竟不管咋说，孙传庭也确实是担得起这个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