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

Answer 1

　　词从晚唐五代出现并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词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在北宋，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一流的大家和作品。从“伶工之词”、“小道”发展到全盛，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繁杂曲折的过程，北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8年。
　　这段时期局部战争不断，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处于酝酿之中，宋人关于词的认识和创作也处于一个准备阶段。虽然没有大家也没有名作，但格局清晰明显，时间较长，可以归为一个时期，称为沉寂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沉寂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7年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北宋词的前期。这一时期，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社会正处于一个休养生息并逐步走向经济复苏的阶段。但这时期的词坛却基本是沉寂的。
　　这时期从事词的创作的文人常见于各种宋词选本的也不过七八位，词作大约几十首，相对于浩繁的宋词来说，这段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宋词的一段真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又称之为沉寂期。不过，其时实际上已有几位跋涉者在默默的耕耘，为新词坛序幕的拉开而预奏着序曲。
　　这时期的“词人”有王禹偁，钱惟演、寇准、潘阆、林逋等几位。他们地位各异，遭遇不同，大多以文著称，并不是真正的词人，词仅仅是他们兴致偶来的随笔，数量甚少。潘阆词最多，其《逍遥游》存词也也不过十首。这时期晚唐五代词风盛行，温廷筠、韦庄的花间一派柔婉艳丽的风格霸占词坛，这些词人自然也受其影响。此时晚唐遗风仍然盛行，然而毕竟朝代不同，宋初的词人仍然对词进行了一些探索。
　　潘阆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十首歌咏杭州的《酒泉子》为宋初词坛带来了若干清新气息。如：《长忆观潮》，作者在短短四十九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观潮的盛大场面、钱塘江海潮的万千气象及弄潮儿的过人胆略和技艺，可谓以少胜多，惜墨如金。但宋初词坛本承南唐余绪，大体不脱男欢女爱、伤春悲秋，词在当时仍然主要是应歌的，并未真正进入士大夫的生活。潘阆一反词坛软媚婉约的词风，以观潮题材入词，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对传统词疆的突破。全词追忆观潮旧事，在纷繁的观潮场面中突出潮水的气势和弄潮儿的超绝技艺，气势豪迈，雄浑奔放，完全没有了花间词的胭脂气，在充斥着浅斟低唱的宋初词坛，确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宋初词人为改变五代词风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时期是从真宗后期1009年到宋仁宗1063年。
　　澶渊之盟换来长期的和平，真宗此时得病，不再忙于战事，文治却颇有成效，终于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后继的仁宗重用人才，致力于兴民事业，社会继续发展，经济的繁荣稳定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词迅速发展起来，又可称为活跃期。
　　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为代表，又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成就特殊的词人；其次是词的数量大增，仅柳永就有近二百首词，晏殊有一百三十余首，晏几道更是多达二百六十余首，其余的词人也大多是十几首到几十首不等。因此无论词人的数量还是词作的数量都是北宋前期潘阆、林逋等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词的思想内容有所开拓，词风有所转变，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尝试。
　　柳永是北宋的第一个专业词人。柳永，字景庄，初名三变，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县令、盐场大使、屯田郎一类的官，整日出入青楼，饮酒作乐，最后潦倒而死。作为一个落魄的文人，柳永显然没有苏轼那种豪放豁达的胸怀，所以他的词也显得有点“落魄”。柳永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大的突破，但他对词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首先，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增加了许多新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是柳永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柳永是继南唐李煜之后进一步把词的抒情趋向朝着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归，不再做旁观者的描述，而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真意切。这是柳永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柳永注重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效应，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特点，也是柳永对词的贡献。
　　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词坛的大家。晏殊生于991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虽然二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一个是太平宰相，一个是朝中重臣，经历相似且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词作风格有着极大的相似，词史上合称“晏欧”他们都继承了晚唐五代柔婉的词风，但摒除了那种猥俗和过浓的脂腻。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富有创新性的词人。范仲淹的词境界阔大，将词的艺术视野延伸到塞外边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开豪放之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真正源头，对后来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王安石词风与范仲淹类似，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感慨深沉，音调高昂，打破了五代以来的绮糜之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体来说，北宋中期的词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诸多词人的努力及所取得成就对后期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使词的篇幅加长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对后期豪放词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是范仲淹的边塞豪情和王安石的宏大气势融入词中，打破了婉约词的网笼，最先扯起豪放词风的大旗；第三是单纯个人抒情词作的出现，把词从单纯的描写引向了个人抒情，题材更加广泛，境界更加升华，为豪放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三个时期从英宗1064年至靖康之变之前的六十余年。
　　这一时期边境战乱又起，社会弊病十分突出，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然而内忧大于外患，词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之后反而激起了创作欲望，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等大家辈出，佳作纷呈，北宋词进入了繁荣期。
　　北宋后期词坛的繁荣从1068年开始，北宋历史进入后期，大宋王朝表面的繁荣已经是日薄西山，然而宋词却迅速繁荣起来，达到了词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一流的大家及其一流的作品。
　　这时期的词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宋朝的灭亡，内忧大于外患，他们更多的体验到的是命运的坎坷、人身的失意和仕途的不幸，他们大都是在文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此这个时期的词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和人生失意的苦闷。此时期词人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等为代表的苏门词人群以及与苏门交往亲密的晏几道、贺铸等。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等属之。
　　苏轼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师法其词的有晁冲之、黄庭坚等人；秦观俊逸精妙，自成一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周邦彦被认为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对此的形式格律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贺铸、晏几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大家崛起和流派纷呈的局势确切的表明宋词已经进入繁荣期。
　　苏轼是北宋创造力最强、影响力最深远的词人，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北宋中期词坛的婉约缠绵之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轼是一个一贯不合时宜的人物，性格豪放，敢于直言极谏，先是和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发生矛盾，后又和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意见不和。坎坷的人生遭遇和沉重的仕途打击使他有着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体验，词便成了他表达这种感情的工具。特别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唯恐连累别人，不敢与人交往，不敢随意为文作诗，但唯有词还可以自由吟唱。
　　苏轼作词，颇有李白作诗之风，注重抒情，任凭感情的恣意爆发而不注重格式及炼字用句，当然，这与柳永慢词对词的格式的开拓创新是分不开的。同时北宋中期纯粹个人抒情词的出现及范仲淹豪放词风的影响再加上个人极高的天赋，使苏轼最终完成了宋词词风的根本转变，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总体上说，苏轼对词风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既向创作主题内在的情感世界开拓：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变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只表现爱情之词变为表现性情之词；又朝外在的生活世界、时空场景拓展：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官场应酬、闲居读书、躬耕、射猎、游览、洗澡等日常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大自然的壮丽图景。其《江城子•密州出猎》、《浣溪沙•麻叶层层》、《临江仙•夜饮东坡》等大量词作都表现了苏轼词表现功能的开拓。另一个是苏轼拓展了词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扩展了词的表现功能，从而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境界，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把词堂堂正正的引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也正是在苏轼之后，诗尊词卑的观念逐渐得到扭转、改变，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步得到认同，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的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
　　黄庭坚、晁补之同属“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受苏轼影响很大。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其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其词也有一定的名声。他的词一部分比较婉美，几同秦观，但另有一部分却有出格之嫌，具有豪放之气。黄庭坚在不少人批评苏诗词的情况下，继承了苏轼的词风，为苏词的进一步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对南宋的豪放词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与黄庭坚同时的晁补之是苏轼词风的又一继承者。晁氏为人，才气飘逸，又曾在宦海沉浮，多次被贬，加上他接受了苏轼的影响，词风很近苏轼。特别是他的“隐居“词，如《摸鱼儿•买陂塘》等，在上继东坡，下启稼轩方面有着某种桥梁作用。
　　同为苏门弟子，秦观在词上的成就却远远超过同门甚至欲胜其师，后人更把他尊为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秦观词数量不如柳苏，内容上也无大的突破，但他却把前代婉约词的短、长两派各自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情韵兼胜”的词风，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慢词容量大，长于铺叙，但结构单一疏散，过于直露；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体制短小，韵味有余而容量不足。秦观则以小令词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的不足，从而达到了“情韵兼胜”的艺术效果，即感情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此外，秦观遭遇坎坷，又杂有个人的贫困和爱情的悲剧，政治上更是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秦观词中的“情”不仅有愁情、艳情，还有他的身世之情、贬谪之情、失意愤恨不平之情——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使类型化的情感中带有个性化的色彩，改变了传统艳情词的基质。这正是秦观词在感情内容方面胜过前代婉约词的显著特点，盛传一时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就是这种特点的最好体现。
　　贺铸与晏几道均属苏门之外，二人的词内容风格上差别很大，但俱同苏门人来往密切，在词作上都力求自成一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贺铸是一位性格颇为奇特的人物，词如其人，也显得相当的不同凡俗。贺铸是一位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风的词人。他性格豪放，为人近侠，又受苏门词影响，词风颇近苏轼。其代表作《六州歌头•少年侠气》“是宋词中的第一首真正称得上是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词篇”同时，贺铸的词又“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比如其悼亡词《鹧鸪天》，从中流出的丰异的至情令人为之心动。晏几道是晏殊之子，虽为宰相后代，却因家道中落，仕宦连蹇，成为时代生活的落伍者、孤独者。在苏门词人高唱“大江东去”的时候，他却沉溺于自己用词构筑的狭小的世界里，步武于“花间”，流连于女性王国。他的恋情世界是一个纯真执著近乎圣洁的审美的情感世界，其用情的至真至痴是其他词人所不能相比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词在内容上并没有开拓，艺术技巧上精雕细琢突破不大，没有明显的特色。
　　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由此可看出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尤其他对宋词特别是婉约词艺术技巧方面的规定与完善对词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周邦彦一共作词一百三十二首，多作于后期，其总体的风格就是典雅精工。他的词内容和体裁并无大的开拓，但其典雅精工的美学风范却把宋词推向了审美的顶峰。周邦彦对于词艺的规范化主要在于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三个方面。变直叙为曲叙，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章法严密结构多变；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犹如己出；在音律方面更是建立了严格的规范。“大晟词派”的诸多词人大都重形式、重音律，精心炼字而忽视了题材的开拓。
　　北宋后期词坛，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行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这时期，苏轼和周邦彦应该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两位。苏轼在内容题材方面进行改革，使词真正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周邦彦则在艺术技巧方面进行努力，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套固定格式

Answer 2

楼上说的很不错，你仔细看看，基本上将宋代词人都介绍遍了。但有几点我有意见。一是柳永的价值，不止是慢词的创作，对于市民风情、市民情感的接受与描写的贡献要更大。这是审美方面的啊。还有，柳永创作慢词必然要有与之配套的修饰手法。比如铺陈、渲染、排比等等吧。再就是他怎么落魄了？难道文人就都要心系家国天下？就要致君尧舜？就要保境安民？文人是多种多样的。说他落魄，我为他喊冤。二是欧阳修的作用要严重体现出来，当然不是在具体行动上，主要是对苏轼的影响的。他是引着苏轼向前走的。宋代文学不管是诗还是文、词都是在苏轼走向高峰，这里欧阳修功不可没。三是周邦彦不能作为宋词集大成者。不管是影响上还是水平上。还有，对宋词要有个整体印象就是儒家道德的加入。楼上在谈到苏轼时说的很好。那些特点总结就是“以诗为词，诗词一家”也就是将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百姓政治的关注写到词中。这点是和宋代文学的特点是一致的。对词古人这样认识，词主要用来抒发个人情感，不带有家国观念。比如晏殊、欧阳修的词。欧阳修作文和作词简直判若两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影响，文是用来修齐治平的，词是自己写着玩的。所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严格说不“本色”即偏离了词本身的功能。秦观被称为宋词中最为本色当行的词手含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