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孔雀东南飞》赏析 - 赏析

Answer 1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

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

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扩展资料：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Answer 2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现在这首诗已经刻在“孔雀东南飞遗址”——安徽怀宁县小市镇焦仲卿刘兰芝墓地的长廊石壁橱窗上
婆家为迎娶新媳妇准备的

Answer 3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它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作者不详，全诗340多句，1700多字，主要写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从汉末到南朝，此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加工，终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婚俗中的寡妇再嫁

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手来看，这主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多德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蔡文姬就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也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而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到了汉末，婚姻十分重视门弟，县令、太守都为儿子向刘兰芝求婚，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门弟观念。由于人们的种种私利原因，寡妇不嫁反而受到种种欺凌。《潜天论。断论著篇》讲，汉末那些欲守贞节，洁身自好的寡妇，如果遇到不仁不义的大伯小叔，不仁不义的兄长和弟弟，这些人有的是了聘礼（物），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而那些寡妇为了抗争，有的在房中自缢而死，有的在嫁车上饮药而亡。刘兰芝被兄长逼嫁，投入清水池，以死抗争，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

七夕

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这个节日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每逢七月初七，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按汉时习俗，这一天要晒衣服和书。

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聚会之夜。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在庭院中摆列好瓜果来乞巧。传说在祭牛郎织女时，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妇女，就可得到吉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她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

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有不少男子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

坐具

诗中的“床”“榻”都是坐具。床，最初只是卧具，后兼为坐具。要了解“床”“榻”为坐具，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坐的形式。先秦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跪坐形但直接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所以很早就有用席子来铺垫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席地而坐，即以席为 坐具。坐时两膝着席，把臀部放在脚跟上。这样，脚跟承受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就会酸痛。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觉臀部坐在较矮的床上或榻上要比坐在脚跟上舒服，所以，大约在秦汉时期，床榻开始成为坐具。汉时的床榻比较低，大约有今天的一市尺。床，一般体积较大，比较笨重，大多是室内固定家具；榻，体积小较轻便，大多是待客的临时用具，使用时移出，过后收藏。因此诗中有“移我玻璃榻，出置前窗下”句。两个人合坐的榻叫合榻。三国时，孙权曾召鲁肃，二人“合榻对饮”，不可理解成二人躺在床上喝酒。到了南北朝，床榻作为坐具在南北方就极为普遍了。今天仍有不少地方把小板凳叫“脚床”，可能就是坐具名称演化的结果。

交通工具中的牛车

诗中有“其日牛马嘶”句，牛车自古就有。由于牛的力气比较大且行动缓慢，所以，人们多用牛车来拉东西。又因牛车车厢宽大，故又叫大车。秦以前的贵族多数乘坐马车，极少有乘牛车的。这种风气到了秦汉仍然存在。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据《汉书》记载：朝中文武官员有很多人乘坐牛车，因此可以说此时乘牛车是出于无奈。整个西汉和东汉前期，人们一直认为乘坐牛车是低贱的行为。但到了东汉后期 ，风气大变，贵族官僚富户不再把乘坐牛车看成丢脸的事情。《晋书》记载：“其后稍见贵之（牛车）。自（东汉）灵、献以来，天子志士庶以为常乘。”而《孔雀东南飞》所写时期（建安年间）正是东汉献帝时，所以“其日牛马嘶”中的“牛马”不能理解为偏义复词“马”。太守给儿子迎亲，马车牛车因载人物的不同用途都被派上用场。

缜密完整 天衣无缝——谈《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结构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 交替发展

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

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

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

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淫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

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

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

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

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

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 繁简得宜

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

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

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 互为映衬

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

Answer 4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淫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