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苏轼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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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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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人称“苏东坡”,号“东坡居士”。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
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宋四家苏轼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冷易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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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人称“苏东坡”,号“东坡居士”。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
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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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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