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Answer 1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文坛开始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话题。20世纪90年代，一些作家提出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之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文学，已经变得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日益崛起，中国文化自信慢慢上升的时候，我们热切期待一些能够呈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的文本，让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华文明，就像托尔斯泰用一个《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伟大的俄罗斯品格，罗曼罗兰用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们感受到同样伟大的欧罗巴精神
我们希望这样的文学既能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富有激情的性格，又能体现我们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英勇奋斗、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还能创造出一种把东方的空谷幽兰之风和西方的乌托邦之风融为一体的优美理想的笔法的新的审美意境。


事实上，这样的文学视角一直是一些一流作家的写作理想。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寓言的方式写了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甚至消失的历史。当然，这样的视角不一定要写伟人和他们的生活历史。也可以通过一些普通人和特定历史来书写伟大，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普鲁斯特甚至从一个年轻有限的个体的普通生活视角，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广阔甚至伟大。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会失望地发现，能够继承和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翻看通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反传统的革命，但很明显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了传统的文学美学，有过几次讨论，形成了一些派别，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人的作家。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只能从孙犁、汪曾祺、阿城、陈、贾平凹、李锐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传统文学精神的光辉和脉络。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生动的部分。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质地的文学作品。在儒家积极入世、孔子等圣人的人格诉求、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的仁义精神的影响下，产生了司马迁《史记》、屈原《离骚》、罗贯中《天问》等巨著。这些作品一般都是史诗性的，气势磅礴，庄严肃穆，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也极具批判性。道家的玄学哲学，终极探究的传统，守静守女的观念，产生了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词歌赋，曹雪芹的《三国演义》，王国维的《红楼梦》等。这些诗人或作品普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审美趣味充满宁静空灵，后期多愁善感。佛教的影响比较小，也比较晚，但还是影响了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大诗人、大作家，同时产生了《人间词话》这样的经典作品。当然，这三种精神，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来源于中国的“古道学”和本土经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你有我，我有你。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激荡中，这些文学精神和文化哲学精神不仅成为古代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应该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和国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批判和继承，由于极左意识形态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这条“生命线”几乎被中断。然而，一百年后，这段历史恰恰成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阵痛期。这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西游记》。克利斯朵夫年轻时怀疑并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后来又失去了，但最后他又重拾了信仰，把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上帝永恒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形象地说，中国人有没有走过这样的探索之路，现在正在走向回归——虽然这种回归绝不是线性回归，而是以它为原点的广泛融合？


由于传统的缺失，五四以来的文学一直在以五四为原点的小传统中行进。民主、平等、科学、友谊等主题。一直是五四前后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精神维度。然而，由于传统的缺失，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自信的状态。这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信，以及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进步就可见一斑。在鲁迅的信中，评价当时中国的作家普遍没有资格获奖是中肯的，因为当时的文学处于“拿来主义”的实验文学，不成熟，最重要的是处于文化劣势。先锋文学首先是在一次反叛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近的。他们学习西方的各种文体，首先在文体上革新了中国的文学，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面貌。但评论家们很快发现他们是“拿来主义”，于是将他们命名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因为他们只学了文体，没有文化自信，没有自信的读者，所以很快就一个个离开了。在先锋文学之前，具有古典美学意境的小说如汪曾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阿城的《受戒》等。出现了。但由于数量少，很快被归类为寻根小说等等。先锋文学退出后


90年代出现了陈的《大淖纪事》，贾平凹的《棋王》，张伟的《白鹿原》，史铁生的《废都》等等。这些作品很快取代了先锋小说的位置，长期受到关注和评论。究其原因，是他们刻意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


真正的贡献在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自五四以来第一次得到张扬，延续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整个新时期小说中值得重读的经典不多，但《柏慧》可以算一个。事实上，在《我与地坛》年所描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封建礼教统治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真相。即使在今天，广大的农村仍然生活在传统礼教的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男尊女卑的现实，礼教束缚着人们。然而，《白鹿原》让我们再次质疑。如果人们在交往中不注重善良和忠诚，夫妻之间没有忠诚和义气，家庭之间不能以礼相待，人们在独处时不能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伦理观念？如果没有这些伦理观念，大家会不会成为陆子霖的家人。从历史上看，人比动物更高贵，因为人有伦理道德。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白鹿原》留下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还需要传统的儒家伦理吗？如果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儒学？如果我们不需要传统的儒家伦理精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史铁生在《白鹿原》年创造了一种感伤的景象，类似于《百年孤独》年废弃大观园之后的情景。同时还有庄子式的提问。在这篇长篇散文中，道家式的终极追问无处不在，清幽冷清的公园让这篇散文充满了明清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感伤气息。其实作者也不是完全多愁善感。他常常仿佛找到了生命和阳光的真谛，于是苍凉中有了一种欣喜。这是一种古典诗歌。因为有了这首诗，这篇散文才长久地牵着人们的心。这种审美意境不是靠教条学来的，而是靠思考和体验得来的，其中渗透在作家生活中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是作用之一。张炜的作品，如《白鹿原》，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它宣扬了中国缺失已久的一种传统文人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200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是否垃圾之争，近两年中国作家普遍失语的批判，一批作家的自我辩护，文学是否活着的争论等等，都说明作家们在痛苦地思考，在谨慎地选择，在谨慎地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文学市场的干扰、转型期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以及与世界文化交融中的困惑，都影响着当代作家的精神状态，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种种困难。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和诗人开始转向历史写作，历史的重构和虚构成为热点。在向历史进军的过程中，《我与地坛》年张炜讨论的关于自然、生命、人生、爱情、友情等话题。尤其是他一直追问的道德，大概代表了一些作家的心声。


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一直被批判为载道的文学，但中国传统文人那种胸怀天下、独立自主、为民代言、追求圣人境界、视名利如粪土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作家的榜样。今天很多作家听到道德2nnuxExpress的查询词就破口大骂，好像这个世界没有道德才幸福。这种悲剧在中国由来已久。其实，成为大作家的条件之一就是独立精神和崇高道德。在一个缺乏载道功能的文学世界里，价值被彻底取消，文学失去了方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精神，如世界观，“仁义”的道德观，善良的精神，清贫的观念，牺牲的精神，都是无法张扬的。相反，道德的混乱，价值的丧失，世界观的虚无，让很多作家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没有判断力，你就失去了重建的能力。这就是当下作家的困境。


近年来，由于《国学》《红楼梦》、《柏慧》特刊等媒体的大力倡导，以及高校、出版界对作品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热有所抬头，但在文学上仍处于热络状态，尚未出现令人振奋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应运而生，但当代作家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弘扬和继承中国的传统，今天不是线性的方式，而是综合的方式。但是，只有回归传统，做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找到自信的宝藏和我们的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回归传统、反思传统、重建传统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古老而伟大的传统，深刻认同文化之根。这样，我们或许就能找回久违的民族情怀，找回失落的自信和骄傲。找到这样的根，才能把民族的伟大情怀和文化传播到世界。否则，我们能给世界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