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请谈谈你对商鞅变法的评价。

Answer 1

秦惠文王虽然除去了商鞅，却没有除去商鞅的新法。这很有些象后来项羽、刘邦推翻了秦朝，却没有完全除去秦朝的酷政。因为这些新法酷政明显对于统治者有好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商鞅推行的变法及其法家路线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须要辨析清楚。 司马迁称商鞅“天资刻薄”、“少恩”。班固认为，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话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有罪的人，但是偏于严厉苛刻，不能以宽厚之心使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朱熹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于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文教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商鞅重视和追求短期实效的物质利益，对于精神文化的极端仇视。正是古人常说的“人禽之辨”。因此有人说，秦国名声恶劣，被东方人称为“虎狼之国”，商鞅是有责任的。贾谊总结秦的失误说，商鞅丢弃了中华民族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进取”（犹今人之成功），两年之间就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被实际利益的追求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锄头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面有德色；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相骂；儿媳为婴儿喂奶与公公同坐，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讥；慈者也嗜财好利，与禽兽相差无几。秦在取天下之后，终不知回到廉耻惭愧对人的节制，仁义使人厚道的做法，仍坚信兼并、进取之术，人心混乱到了极点（《治安策》）。桓谭说：“法家申、韩之术，不仁至于极点，如何把人作为牛马？……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打而驱之”。（《太平御览》卷86）章太炎对于法家的“法治”颇多赞词，但是也指出其根本的失误是人不成其为人。他说：“如今没有了慈惠廉爱，则百姓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人如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家政治虽然得到治理，其人民却不成其为人。”（《国故论衡·原道下》） 法家的观点是，反正世界上没有好人，只有依靠法治控制人的行为。因为中国今日需要富国强兵，柏杨就把法家那一套当作宝贝，这与文革后期因为需要为整人运动辩护而歌颂法家是一脉相承。 秦人自商鞅之后，其时代精神以成功为第一要义，民情亢奋，兵强马壮，又专用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秦人军事的成功，与其文化失败恰成反比。事业越成功，风俗越败坏，败亡也就越快。法家观念在今日的表现颇类似于体育竞赛，只求片面成功，不求全面完善。 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诗书行为。秦始皇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不过是步商鞅之后尘罢了。在商鞅变法一百年之后，嬴政灭亡六国，厉行暴政，商鞅理想终于实现了。法家治国路线片面追求国力强盛，而放弃了文教的基本责任，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偏离了正轨。儒家之正题被法家之反题否定。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可谓天翻地覆。儒道两家的政治思想是以“爱民”为核心，政治目的是推进道德为民谋福。法家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商鞅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分辨秦之“德”和殷周之“德”是不同的。李斯、秦始皇也标榜“德政”，都是另有含义，乃以排斥仁义之功利为“德”。于是将中国文化由文明转向另一面，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不出解决人之本能需求的范围，人类的生存价值完全以物质为准则。现代某些精英的政治理论与法家理论从形式到本质都颇有契合之处，这是须要以智慧辨别的。如此一来，人的生命失去了光辉，超越的道德完全丧失。人之为人，也就成为问题。人生意义全在于不受肉体限制的生命精神之飞跃，这一点从法家思想中是无法引申出来的。所以古人认为秦政的本质就是禽兽。辨清“人禽两途”，坚持人之为人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文明本质之所在。

Answer 2

商鞅的变法在或许可以简化为以最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人民封锁国家，禁锢人民思想，又用详细的律文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将国家推向一个战争强国。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期的德国身上看到相类似的情况。

Answer 3

商鞅变法废除了旧制度， 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以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Answer 4

商鞅变法是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开始时的第一次改革，这对封建社会这种当时先进的社会形态战胜奴隶社会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当时的封建社会是很积极的，要比奴隶社会要先进得多，而商鞅变法就是改变奴隶社会的消极落后的部分，引进封建社会新的特点，代表了新兴的一个阶级就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样的做法使秦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促进，直接的结果就是使秦国的实力不断扩大，这种影响后来传到了其它的诸侯国，这样就使得封建社会在中国彻底代替了奴隶社会。但是后来的封建社会就变成一种固步自封的社会了，很少有这种积极主动地改革了。

Answer 5

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商鞅变法，为中华第一帝国夯实了地基。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他废除了三皇五帝以来的分封制、公田制，设立了军功授爵、开垦荒地等法令，打通了经济流通和个人上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