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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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
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
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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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经济运行压力与转机并存
2015年,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依然较多,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与转机并存。
从短期看,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如果房地产投资持续低位运行,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往年投资项目陆续竣工,而新开工的项目有限,可能拖累投资增长动能;工业领域面临通缩压力,煤炭、钢材、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趋势性下滑,制造业发展疲弱;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金融支持力度有可能减弱,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缓解。 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持续,化解产能仍需要很长的过程,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的意愿不强;经济处于结构转型升级时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大,工业领域的贡献在减弱;人口红利大幅减弱,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以往粗放式增长难以维持,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收益缩减。
明年有六方面因素变化可能带来经济运行转机。其一,稳增长政策仍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将继续回升,从而有助于投资增速的企稳。其二,政策松绑有助于房地产市场触底企稳,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回升,进而稳定整体投资增长;而多项稳定住房消费措施出台,将刺激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消费。其三,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出口将保持中速平稳增长。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明朗、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加深、亚太经济体加强互联互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将推动贸易出口增长。其四,国际油价低位徘徊,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支持产出增长,并有助于促进燃油及汽车相关领域消费。其五,改革和政策推动股市回暖,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为消费增长带来需求并提供资金来源。其六,不对称降息有助于推动明年银行贷款利率以及货币市场资金价格、非银行融资价格明显走低,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开展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我们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我们认为,应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加快财政支出进度;通过落实结构性减税、推进税制改革等举措,继续加大对居民消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应大力解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问题,着力提升社会消费能力。 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我们认为,所谓松紧适度,就是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保持灵活性,该紧的时候适度收紧,该松的时候适度放松。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等都应当作为预调微调的工具来加以综合运用,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总量平衡以及价格导向的作用。 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等创新工具仍应继续实施,以进一步发挥促进结构调整的功效。
2015年,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依然较多,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与转机并存。
从短期看,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如果房地产投资持续低位运行,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往年投资项目陆续竣工,而新开工的项目有限,可能拖累投资增长动能;工业领域面临通缩压力,煤炭、钢材、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趋势性下滑,制造业发展疲弱;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金融支持力度有可能减弱,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缓解。 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持续,化解产能仍需要很长的过程,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的意愿不强;经济处于结构转型升级时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大,工业领域的贡献在减弱;人口红利大幅减弱,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以往粗放式增长难以维持,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收益缩减。
明年有六方面因素变化可能带来经济运行转机。其一,稳增长政策仍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将继续回升,从而有助于投资增速的企稳。其二,政策松绑有助于房地产市场触底企稳,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回升,进而稳定整体投资增长;而多项稳定住房消费措施出台,将刺激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消费。其三,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出口将保持中速平稳增长。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明朗、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加深、亚太经济体加强互联互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将推动贸易出口增长。其四,国际油价低位徘徊,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支持产出增长,并有助于促进燃油及汽车相关领域消费。其五,改革和政策推动股市回暖,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为消费增长带来需求并提供资金来源。其六,不对称降息有助于推动明年银行贷款利率以及货币市场资金价格、非银行融资价格明显走低,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开展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我们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我们认为,应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加快财政支出进度;通过落实结构性减税、推进税制改革等举措,继续加大对居民消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应大力解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问题,着力提升社会消费能力。 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我们认为,所谓松紧适度,就是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保持灵活性,该紧的时候适度收紧,该松的时候适度放松。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等都应当作为预调微调的工具来加以综合运用,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总量平衡以及价格导向的作用。 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等创新工具仍应继续实施,以进一步发挥促进结构调整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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