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背景 原因 过程 评价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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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靖滢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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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
  【背景】;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原因】:政治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 经济上: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上: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过程】:一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知识分子从“代圣人立言”的老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京师大学堂”外,又下诏将各地书院改建新式学堂。
  二是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
  三是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造兵轮、建海军。
  四是社会风气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五是政治改革。这方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集中在以下几项:(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3)任用新人,(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以上五个方面,涉及文教、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等领域,因此可以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评价】: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不足】: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具体表现为)①势力过于弱小,而顽固势力十分强大;②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③维新派没有势力,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④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变法失败的教训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明治维新〗:
  【背景】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 ,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 、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原因】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
  【过程】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
  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
  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
  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
  教育方面
  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
  军事方面
  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
  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
  司法方面
  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
  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评价】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不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走上了一条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和平的一个威胁。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7.htm

留恋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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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hé@①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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