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是什么意思？
“康熙盛世”就是康熙在位年间，中国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丝毫不逊于欧美强国，达到了国家繁荣昌盛的局面。
康熙盛世不仅使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之联系在一起，成为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整体。康乾时期人口突破三亿，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所占份额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使得文化繁荣达到空前高度。大国气象，非指一端。
为什么在封建制度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盛世呢？
一个持续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是首要原因。
康雍乾三位皇帝百年相承，精心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朝廷统治效能空前提高了。与汉人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康熙年间创行的奏折制度，向皇权集中、高效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到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国家中枢以处理重大、紧急、机密军政事务为主体，辅以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内阁，居然实现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
康雍乾三位皇帝本身的优点和特点是中国实现百年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在全世界都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在一场无声的大国竞赛中，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转瞬之间急剧衰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人口激增，米价上涨，通货膨胀，直接反映出经济领域的危机；与此同时，皇权又得到空前强化，甚至出现了“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极端专制的痼弊越来越严重，由此也导致了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和事关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成为国势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
皇权到了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方面提高了执行力，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和高效运转；但同时它也缺乏一种制约机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制衡的皇权，犹如脱缰野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这从一个角度可以洞彻皇权的膨胀对盛世转衰的影响。康乾时期引人注目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是限制西方国家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即所谓“广州单口通商”。
康熙统一台湾后，立即解除海禁，开放粤、闽、江、浙；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少有18艘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与中国通商。当时以“海上霸主”自居的英国，自然有一种孤傲自大的霸气，对中国广州海关的种种限制觉得忍无可忍，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摆脱广州口岸，重新开展了以定海、宁波为中心的对江浙地区的贸易。
乾隆得知英国商人设法北上的企图后立即作出反应，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命传旨闽浙总督加强防范。乾隆二十二年初，新修订的浙江海关现行税则出台，征税较之广州海关提高一倍，以达到“不期禁而自不来”的目的。没想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来不误。
英国人有商业头脑，知道丝绸、茶叶、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江浙一带，就近采买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他们不怕提高关税，而是怕广州海关多如牛毛的陋规以及没有名目的勒索。不久之后，乾隆帝最终下令只准洋商到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
广州单口通商是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节点，在中西贸易对中国内地具有越来越强劲的助推力时，乾隆却固执己见，不允许江浙海关开放，一念之差错失发展良机，铸成了今天追悔不及的历史遗憾。
当世界形势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门槛而矛盾丛生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最需要国家决策符合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的时候，却恰逢皇权制度膨胀致使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从衰落颓势中振作起来的宝贵机遇。当我们今天考察康乾盛世时，不仅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更要延伸开来，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