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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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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对日本的无知。对于我而言,日本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国家,而大和民族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悚栗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献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我自己诚然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逻辑自洽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是鲁斯?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之后,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7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设计,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却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妓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今天,由于中国仍然无法客观地去审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和侵华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也更无法从全面的材料中得到今天日本普遍对于中国的态度。我们接受的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在评判任何有关于日本的事实的时候,首先已经有了一个妖魔化的日本与日本人形象,那么任何以此为出发的观点,都带有真实不虚的既定论调。
这并无益于确定良好的对日外交战略,和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晰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对于邻居大国如此绝对地妖魔化与对峙,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别有用心。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悚栗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献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我自己诚然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逻辑自洽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是鲁斯?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之后,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7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设计,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却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妓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今天,由于中国仍然无法客观地去审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和侵华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也更无法从全面的材料中得到今天日本普遍对于中国的态度。我们接受的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在评判任何有关于日本的事实的时候,首先已经有了一个妖魔化的日本与日本人形象,那么任何以此为出发的观点,都带有真实不虚的既定论调。
这并无益于确定良好的对日外交战略,和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晰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对于邻居大国如此绝对地妖魔化与对峙,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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