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普通话”这个名词还是近现代的产物。众做周知,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我国总的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再细分则是上万种不同的方言了。比如说作为一个浙江人,对于语言不通我就深有感触。在三观君的家乡金华,金华市区讲金华话,下面各级县市城镇又有各种不同的方言,比如说鼎鼎大名的义乌又叫做义乌十八腔,也就是光义乌这个县级市就有十八种方言了。你想想金华一共有八个县级,每个县最少的四五种,多的近二十种,那整一个金华就多少方言了?那全浙江省呢?
很多人说那你们都是吴语系的,就算是方言那也差不多呀。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东北话和河南话,我们都能听懂是吧。但是我作为一个浙江人,就是同一个小区以内,我最多就听得懂我隔壁邻居的方言,在我家前排的我就根本听不懂了(当然个别词汇还是听得懂的),也就是说虽然同属吴语,但是在浙江基本隔五十一百里就是天差地别,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语言。
就是在这种情下,1902年我国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学家吴汝纶先生去日本寻求救国之法的时候,日本友人就对其说,想要振兴中华第一步就是统一语言,推行国语便于全民教育。其实很好理解,振兴国家第一步是振兴教育,振兴教育的先决条件当然就是统一教科书,统一语言了,也正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了“普通话”一词。之后“普通话”这个概念越来越被国内的有识之士接纳和意识到其重要性。晚清学者朱文熊直接提出,“普通话乃各省通行之话”的定义,之后随着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普通话逐渐被接受,然后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推广。
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以北京官话语音(区别于北京胡同话)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的推行区、记录区,小小区别于北京胡同话。
就是东北方向的大众方言口音,折中平均一下,好似河北口音,在略去了 河北和京城特有的大舌头,就完事了,就是普通话,
东北方言(包括河北),口音初步形成于辽代,完善与元代,最早也可能是北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 汉儿话 契丹花 乞大话,
具体口音,轻参看,古代半岛的口语教材,书名叫 老乞大
凡是人口搬迁,民族融合,都会导致口音的融合 标准化,方言区面积扩大,,当方言口音区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以后,就被迫的成为普通话了,
东北方言是 黑龙江流域(涵盖20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的多种语言口音的集合,西部鲜卑 东胡 契丹,东北部 邑娄,东部女真,中部 东南部 肃慎秽貉扶余高句丽,南部辽宁河北,
东北口音 是肥沃庄稼地 森林 溪流 漫长冬季的感觉,和西北方言 突厥孜然味 区别明显,
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
沿革: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
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
扩展资料:
普通话推广过程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由于不同方言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精华。
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补,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来。
不过推广一门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要恰当处理好地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推广之间的协调性。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地方语言,而是要消除沟通障碍,但是在推广当中的确出现了消灭方言的现象 。
所以在推广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积淀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因为多样性,这个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为多样性,生物圈才能维持平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