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来谈如何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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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体说来，经济总量包括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两方面，社会总需求就是社会总的购买力；(即老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一共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社会总供给就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供应量(即社会能提供多少商品和服务)。它们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引起经济波动。因此，国家无论采用什么调控手段都是为了使它们达到平衡同时，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违背了货币发行规律，不是多发了，就是少发了，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实际所需要的数量不相符合，所以无论是使用货币政策也好，还是财政政策也好，都是要调节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们不要过多或过少。
具体说：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状况。通货膨胀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共有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经过长期治理，至今年年初才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来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980—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曾经出现过四次波峰，其产生的原因和呈现的特征也各不相同。
第一次波峰是在1980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上年的2．0％上升为6．0％，生活费用指数增长率从上年的1．9％上升为7．5％。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在1979—1980年期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年均递增24．4％）和大幅度调高职工工资（年均上升16．6％），实质上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了收入膨胀，进而引起消费、投资和货币膨胀。
第二次波峰是在1985——1987年，通货膨胀出现温和的持续发展，零售物价上涨率保持在6．0％——8．8％之间；生活费用指数增长保持在7．0％——11．9％之间，财政对物价补贴增长率则急剧下降。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物资需求膨胀所引起。从消费方面看，这一阶段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21．4％，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5．1％；从投资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6．6％，工业企业生产贷款年均增长21．4％。投资膨胀带动收入和货币膨胀，使公开通货膨胀率年平均达到7．0％，主要是属于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
第三次波峰是1988—1989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进入奔腾似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18．5％，生活费用指数增长达20．3％。尽管1988年国民收入较上年增长了11．4％，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如结构失衡、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加剧，企业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等等，使这一时期爆发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这次通货膨胀既有结构性和需求推动的影响，又有成本推动的作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综合症”。因而政府不得不从1989年开始采取“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第四次波峰是从1992年到1995年，其中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2％，1994年上升到18．0％。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银行资金大规模的高速增长（1992年GNP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增长13．4％），从而出现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其间，1992年——1993年上半年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1995年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用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原来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要发展的话，有些关键性的产品短缺就严重了，造成“瓶颈”现象，带动了物价上涨，这就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诱生因素和具体的传递机制决定于各国独特的经济类型和制度因素；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结构型通货膨胀不具有通用性。分析中国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必须从我国的经济和体制的特征来寻求原因。在中国主要是产业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农业部门生产力发展滞后，农副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和工业部门需要（特别是在80年代末）。其二是工业部门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脱节，加工工业相对过剩，而能源材料工业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其三是在某些部门投资过量的同时，某些部门投资则明显不足。首先是农业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行业，农业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时有下降，我国农业所得到的资金支持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其四是非物质生产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也存在着内部结构失衡。1985——1992年基建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年平均增长27．4％，增长最慢的是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年均增长为7．2％。总的说来，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为价格不能完全给企业和消费者传递准确信号，因而价格信号对资源分配起不到应有的导向作用。同时，由于市场缺少风险机制，结果仍然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达到有效组合，资产存量也无力调整，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结构型通货膨胀。
2．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几点启示。由于通货膨胀是商品经济运作失衡的共有现象，它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特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无一不是商品经济运作严重失衡的结果。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状况及特点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有助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笔者认为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第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如价格、工资改革等）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如金融、财政、税收、投资体制的改革等）则应加快。1996年，我国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胀率控制在6．6％，“软着陆”的努力已初步实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胀教训告诉我们，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有可能把加速发展等同于上速度，而为了加速增长就盲目投资，形成投资膨胀，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如何解决好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致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
第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投资与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
第三，实行适度扩大的货币政策，造就增加社会有效总供给的良好基础。从供给方面看我国通胀的成因在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总需求的扩张速度。因此，在抑制总需求扩张的同时，要大力增强总供给的生产能力，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确保物价的长期稳定。为此，一是要增强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货币供给量在增加总供给、抑制总需求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二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三是推行倾斜或重点投资政策。通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货币流通是否正常与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说明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只要我国能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放宽信贷，坚持执行1996年初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M1年增长18％、M2年增长25％的货币增量计划，那么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实行对工资、物价控制的收入分配政策。合理分配收入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为了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一是必须扭转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的格局，使职工收入做到公开化、货币化和规范化，逐步减少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照顾，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明确规定并实行实际工资增长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正确确定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比例，避免工资及利润对资产的侵蚀；三是健全和完善企业工资和奖金的使用办法，加强对企业财务和工资基金的全面监督，堵塞生产基金向消费基金转化的各种渠道；四是接受90年代价格放开的口子偏大对物价上涨的影响占80％以上的教训，要切实实行定价合理和比价合理的原则，要求定价采取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定价方法，并规定最高限价；同时制定合理的比价原则，避免价格轮番上涨和不合理的收入集中，特别是对于在需求压力下最易涨价且供给弹性低的基本消费品，应采取严格的价格管制，保障这类产品的价格稳定和供应；五是建立和完善对个人收入财产的累进税制度，以限制高消费倾向，并相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第五，加大治理流通秩序的力度，适当扩大进口，利用国际市场平抑国内物价。目前，我国流通秩序混乱，反映了我国尚缺乏在市场经济中调控物价的有效机制。因此，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明与社会道德，鼓励合法的劳动致富和正当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法规建设，严格执行反垄断法、专利法等法规，从法制上保证经济良性运转，流通秩序井然。此外，要根据国内商品供求情况，对某些严重短缺的商品可通过扩大进口，缓和国内供求矛盾，利用国际市场来平抑国内物价。
第六，把需求管理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治理结构型的通货膨胀。技术进步缓慢和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有资料表明，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不少省、市把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冶金列为支柱产业，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这样搞下去，必将出现新一轮投资规模更大的重复建设，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对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并非以单纯降低通货膨胀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只有不断地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从而保持经济的良性发展。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体说来，经济总量包括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两方面，社会总需求就是社会总的购买力；(即老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一共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社会总供给就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供应量(即社会能提供多少商品和服务)。它们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引起经济波动。因此，国家无论采用什么调控手段都是为了使它们达到平衡同时，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违背了货币发行规律，不是多发了，就是少发了，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实际所需要的数量不相符合，所以无论是使用货币政策也好，还是财政政策也好，都是要调节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们不要过多或过少。
具体说：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状况。通货膨胀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共有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经过长期治理，至今年年初才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来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980—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曾经出现过四次波峰，其产生的原因和呈现的特征也各不相同。
第一次波峰是在1980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上年的2．0％上升为6．0％，生活费用指数增长率从上年的1．9％上升为7．5％。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在1979—1980年期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年均递增24．4％）和大幅度调高职工工资（年均上升16．6％），实质上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了收入膨胀，进而引起消费、投资和货币膨胀。
第二次波峰是在1985——1987年，通货膨胀出现温和的持续发展，零售物价上涨率保持在6．0％——8．8％之间；生活费用指数增长保持在7．0％——11．9％之间，财政对物价补贴增长率则急剧下降。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物资需求膨胀所引起。从消费方面看，这一阶段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21．4％，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5．1％；从投资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6．6％，工业企业生产贷款年均增长21．4％。投资膨胀带动收入和货币膨胀，使公开通货膨胀率年平均达到7．0％，主要是属于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
第三次波峰是1988—1989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进入奔腾似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18．5％，生活费用指数增长达20．3％。尽管1988年国民收入较上年增长了11．4％，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如结构失衡、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加剧，企业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等等，使这一时期爆发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这次通货膨胀既有结构性和需求推动的影响，又有成本推动的作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综合症”。因而政府不得不从1989年开始采取“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第四次波峰是从1992年到1995年，其中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2％，1994年上升到18．0％。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银行资金大规模的高速增长（1992年GNP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增长13．4％），从而出现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其间，1992年——1993年上半年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1995年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用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原来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要发展的话，有些关键性的产品短缺就严重了，造成“瓶颈”现象，带动了物价上涨，这就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诱生因素和具体的传递机制决定于各国独特的经济类型和制度因素；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结构型通货膨胀不具有通用性。分析中国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必须从我国的经济和体制的特征来寻求原因。在中国主要是产业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农业部门生产力发展滞后，农副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和工业部门需要（特别是在80年代末）。其二是工业部门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脱节，加工工业相对过剩，而能源材料工业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其三是在某些部门投资过量的同时，某些部门投资则明显不足。首先是农业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行业，农业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时有下降，我国农业所得到的资金支持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其四是非物质生产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也存在着内部结构失衡。1985——1992年基建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年平均增长27．4％，增长最慢的是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年均增长为7．2％。总的说来，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为价格不能完全给企业和消费者传递准确信号，因而价格信号对资源分配起不到应有的导向作用。同时，由于市场缺少风险机制，结果仍然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达到有效组合，资产存量也无力调整，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结构型通货膨胀。
2．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几点启示。由于通货膨胀是商品经济运作失衡的共有现象，它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特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无一不是商品经济运作严重失衡的结果。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状况及特点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有助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笔者认为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第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如价格、工资改革等）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如金融、财政、税收、投资体制的改革等）则应加快。1996年，我国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胀率控制在6．6％，“软着陆”的努力已初步实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胀教训告诉我们，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有可能把加速发展等同于上速度，而为了加速增长就盲目投资，形成投资膨胀，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如何解决好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致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
第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投资与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
第三，实行适度扩大的货币政策，造就增加社会有效总供给的良好基础。从供给方面看我国通胀的成因在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总需求的扩张速度。因此，在抑制总需求扩张的同时，要大力增强总供给的生产能力，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确保物价的长期稳定。为此，一是要增强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货币供给量在增加总供给、抑制总需求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二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三是推行倾斜或重点投资政策。通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货币流通是否正常与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说明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只要我国能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放宽信贷，坚持执行1996年初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M1年增长18％、M2年增长25％的货币增量计划，那么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实行对工资、物价控制的收入分配政策。合理分配收入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为了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一是必须扭转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的格局，使职工收入做到公开化、货币化和规范化，逐步减少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照顾，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明确规定并实行实际工资增长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正确确定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比例，避免工资及利润对资产的侵蚀；三是健全和完善企业工资和奖金的使用办法，加强对企业财务和工资基金的全面监督，堵塞生产基金向消费基金转化的各种渠道；四是接受90年代价格放开的口子偏大对物价上涨的影响占80％以上的教训，要切实实行定价合理和比价合理的原则，要求定价采取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定价方法，并规定最高限价；同时制定合理的比价原则，避免价格轮番上涨和不合理的收入集中，特别是对于在需求压力下最易涨价且供给弹性低的基本消费品，应采取严格的价格管制，保障这类产品的价格稳定和供应；五是建立和完善对个人收入财产的累进税制度，以限制高消费倾向，并相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第五，加大治理流通秩序的力度，适当扩大进口，利用国际市场平抑国内物价。目前，我国流通秩序混乱，反映了我国尚缺乏在市场经济中调控物价的有效机制。因此，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明与社会道德，鼓励合法的劳动致富和正当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法规建设，严格执行反垄断法、专利法等法规，从法制上保证经济良性运转，流通秩序井然。此外，要根据国内商品供求情况，对某些严重短缺的商品可通过扩大进口，缓和国内供求矛盾，利用国际市场来平抑国内物价。
第六，把需求管理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治理结构型的通货膨胀。技术进步缓慢和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有资料表明，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不少省、市把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冶金列为支柱产业，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这样搞下去，必将出现新一轮投资规模更大的重复建设，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对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并非以单纯降低通货膨胀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只有不断地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从而保持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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