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的日本 发生了什么事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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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收买的报刊
(密勒氏评论报 1928.11.05)
华盛顿会议前夕,日本帝国政府在华实施了周密的报刊宣传计划。在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日本当局掌控了大量用英语、日语、中文出版的报纸和刊物。从独立报人的立场来看,日本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助,否则它们中的许多早就关门大吉了。事实上,华盛顿会议后,随着日本削减了报刊宣传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费用,有几家这样的报刊马上就消失了。
日本政府的收买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1. 定期津贴。按月或按季度发放。
2. 不定期津贴,如帮助报馆填补亏空赤字。
3. 给予亲日的作者的资助。
4. 给予亲日的报馆的资助。
5. 间接扶持。
截至华府会议,东京当局一共在华北、华中、华南、满洲、韩国等地扶持了8家英语报刊和一系列中文、日文报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还在海参崴出版了一家俄文报纸,名字叫《海参崴日本人》(vladivo nippo)。
即便仅能得到“间接扶持”作者和报馆,也能经常得到日本政府为其开具的介绍信,持有这种信件就可以得到日本公司、工业企业、造船厂、铁路公司等大财团的广告和订阅等形式的赞助。
这些介绍信从不会让持有者失望,总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单单是一封介绍信那么简单,而更像是要求这些企业给予某某人、某某报馆帮扶的指令,只因这人或这家报馆对日本态度“友善”。上海某家美国报纸凭一封这样的介绍信,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费和订阅费,弥补了它的账目亏空——当然,这是作为它对日“友善”的回报。另一家上海报纸在转手过程中,日本政府授意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日人大量购持该报的股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日本人掌控了该报的大量股份,从而被安插到了该报的董事会里。
只要我们意识到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南满铁路、造船厂、纺织厂、殖垦公司自己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津贴和资助,也都成了事实上的半官方机构,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介绍信总能让持有者不会空手而归。
华府会议后日本人削减了对日文报纸的资助,对不称职的编辑和报刊进行了清理,以集中财力巩固和加强宣传上更有价值的报刊的地位,这种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国、满洲、韩国境内的日本人的欢迎。不负责任是这些地方的日本报纸的一贯特点。错误的报道和言论从不更正,即便更正了,也用最小的版面和篇幅,塞到广告中间。如果不注意,没人会注意得到。如果编辑或记者怀恨某人,报纸上就会充斥了连篇累牍地对该人的诋丑。他们使用了这样的写作手法:虽然人人都知道文章攻击的是谁,但是被攻击者却又抓不住他们的把柄以诉诸法律,只能拿他们无可奈何。
日本外务省通过司法部门和外交机构,可以针对任何问题,将自己的宣传口径强加给分散在中国、满洲境内的诸多报纸。他们不时把报馆编辑召集在一起,暗示他们该怎么说。有时领事人员越俎代庖,让外务省的人都很难堪。
在中国——当然包括满洲在内——所有的日本通讯社都乐意接受津贴和资助。现在有一个趋势:通讯社获得的津贴越来越多,而报刊原应得到的却在不断缩水。在日本国内,国际通讯社曾是日本政府的喉舌。不过这一地位已被日本联合通讯社取代了。在中国境内,东方通讯社获得的支持最大,有资格出入日本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通讯社普遍比报纸还不负责任,不过这么说好像不厚道。日本支持的通讯社经常有意夸大“突发事件”,并炮制引用所谓“看法”。中国一旦发生针对欧美的事件,他们就抓住机会,大事宣传。但是如果发生的是针对日本的事件时,他们就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需要,要么作息事宁人的处理,要么就大肆夸大宣传。发给欧美报刊的英文稿件,内容和口吻则无须与那些接受了津贴的中文、日文报纸一致。
当然,和在日本国内一样,在中国、满洲、韩国、日占台湾也有独立的日文报刊。但是它们要时常面临审查,主持报馆事务者也常会被遣送回国,如青岛一家日 文报纸的主编就因敢于批评日本当局而遭此待遇。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记者都得屈从他们的外交部门和警察厅的奇思异想。可能,知道英国在华记者要受制于其国会制定的特定法令的人并不多,但是独立的日本报刊的记者的地位比之更糟糕。如果一个记者不听命于外交当局的节制,那么他的新闻活动就会面临很多不便。笔者认识几个记者,他们不但无法获得当局发布的信息,而且被剥夺了其他权利,如被记者俱乐部排拒或除名。因为惹恼了当局,这几个不幸的人处处被排挤,好像他们是有犯罪前科的人似的。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只要有店员以上的认知水平,都十分清楚其中猫腻。那些英语比较好的,会订阅一些英文报纸,以了解事实真相。他们都对未接受资助的报刊抱有更多的信任感。
日本警察在查禁报刊和压制出版内容方面不遗余力。他们时刻紧盯着所谓“危险思想”的苗头。在韩国更是如此。韩国报纸动辄被查封,报人 “因为违反了出版法”,每天都要面临罚款、训斥甚至被投到监狱。甚至从日本国内邮寄来的日本报刊,有时在韩国境内也禁止传播。读者在日本看这些报纸没什么大碍,但是在朝鲜就被视作接触“危险思想”。有时甚至连欧美报纸也不能幸免。因为报格独立,Japan Advertiser和Japan Chronicle在朝鲜境内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些报纸常常会因“危险内容”而遭到禁邮,特别是Japan Chronicle更是屡遭厄运。
日本人控制的英文报刊的编辑方针跟中文、日文报刊不一样。比如,当英文报纸在鼓吹美日亲善的同时,中文和日文报纸却在大肆进行反美宣传。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被披露后,中国的反日民族情绪高涨,这些中文和日文报纸竭力想把中国人的怒火转嫁到美国头上。不过现在日本人的宣传策略发生了变化,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很多在华的欧美人士其实都精通中文或日文。一般日本人都以为欧美人看不懂他们的文字。他们自己缺少语言天赋,就以为其他人也缺少语言天赋。结果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办的许多中文和日文报刊上,口无遮拦,屡屡犯错。
至于英文喉舌报刊,日本外务省长期依赖英国宣传人员。我们应该清楚地记得日本帝国政府的第一个英文作者是已故的布林克里(Captain Francis Brinkley),他对这套宣传把戏运用得得心应手。作为一个出色的报刊作者和政论者,他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驻锄(撑住炮架, 制止它因后坐力而移动——译注)说成是农具。有个日本政客——可能就是已故的大畏伯爵——说“布林克里的一支笔对我们起的作用顶得上一艘战列舰”。不过布林克里是日本迄今所有的唯一一个还算成功的宣传员。其他的人对日本政府来说,惹的麻烦比起的作用还大。一个领取日本政府薪水的英国编辑公开在报上声称日本的要求绝不仅仅是“二十一条”那么简单,日本政府应该要求的到更多利益;或者像天津的某份报纸那样把华盛顿会议说成是“压制日本力量崛起的阴谋”。还有什么举动能比这更愚蠢呢?
因为屡犯这样的愚蠢错误,日本外务省近来学聪明了,开始改变宣传手段,竭力拉拢美国人来为其服务。日本时邮报(Japan Times and Mail)雇请美国人主持编务,南满铁路在其宣传科中安插了一个美国人,大多数日本半官方企业的公关活动也都是由美国人一手操持。即使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一份严肃大报,近来也不像先前那么乐衷于批评日本政府了。它还竟然开始定期出版日本专刊——只有上帝知道他们从日本人那里拿了多少好处。
只要一有机会,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计查禁和打压立场独立的欧美报刊和报刊投稿人。韩国汉城出版的《韩国每日新闻》(Korea Daily News)是一家由英国人开办的报纸,屡遭骚扰迫害,最后被迫关门。日本人马上开办了《汉城新闻》(Seoul Press)取代了它。Japan Chronicle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日本警察的骚扰斗争的历史。有传言说日本人曾在不同场合向该报主人、已故的Robert Young先生施以丰厚贿赂。
但是时代变了,日本政府发现除了假新闻,还有其他手段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例如,通过资助轮船公司,他们满足地看着插着日本国旗的轮船在世界各地游弋;通过资助当地企业,刺激了国外对日货的需求;通过在中国本土、满洲、韩国和日占台湾建立医院和学校,其在当地的文化工作阻力变小……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努力,比浪费大量的金钱在令人生疑的报纸和宣传上要有效得多
(密勒氏评论报 1928.11.05)
华盛顿会议前夕,日本帝国政府在华实施了周密的报刊宣传计划。在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日本当局掌控了大量用英语、日语、中文出版的报纸和刊物。从独立报人的立场来看,日本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助,否则它们中的许多早就关门大吉了。事实上,华盛顿会议后,随着日本削减了报刊宣传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费用,有几家这样的报刊马上就消失了。
日本政府的收买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1. 定期津贴。按月或按季度发放。
2. 不定期津贴,如帮助报馆填补亏空赤字。
3. 给予亲日的作者的资助。
4. 给予亲日的报馆的资助。
5. 间接扶持。
截至华府会议,东京当局一共在华北、华中、华南、满洲、韩国等地扶持了8家英语报刊和一系列中文、日文报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还在海参崴出版了一家俄文报纸,名字叫《海参崴日本人》(vladivo nippo)。
即便仅能得到“间接扶持”作者和报馆,也能经常得到日本政府为其开具的介绍信,持有这种信件就可以得到日本公司、工业企业、造船厂、铁路公司等大财团的广告和订阅等形式的赞助。
这些介绍信从不会让持有者失望,总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单单是一封介绍信那么简单,而更像是要求这些企业给予某某人、某某报馆帮扶的指令,只因这人或这家报馆对日本态度“友善”。上海某家美国报纸凭一封这样的介绍信,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费和订阅费,弥补了它的账目亏空——当然,这是作为它对日“友善”的回报。另一家上海报纸在转手过程中,日本政府授意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日人大量购持该报的股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日本人掌控了该报的大量股份,从而被安插到了该报的董事会里。
只要我们意识到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南满铁路、造船厂、纺织厂、殖垦公司自己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津贴和资助,也都成了事实上的半官方机构,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介绍信总能让持有者不会空手而归。
华府会议后日本人削减了对日文报纸的资助,对不称职的编辑和报刊进行了清理,以集中财力巩固和加强宣传上更有价值的报刊的地位,这种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国、满洲、韩国境内的日本人的欢迎。不负责任是这些地方的日本报纸的一贯特点。错误的报道和言论从不更正,即便更正了,也用最小的版面和篇幅,塞到广告中间。如果不注意,没人会注意得到。如果编辑或记者怀恨某人,报纸上就会充斥了连篇累牍地对该人的诋丑。他们使用了这样的写作手法:虽然人人都知道文章攻击的是谁,但是被攻击者却又抓不住他们的把柄以诉诸法律,只能拿他们无可奈何。
日本外务省通过司法部门和外交机构,可以针对任何问题,将自己的宣传口径强加给分散在中国、满洲境内的诸多报纸。他们不时把报馆编辑召集在一起,暗示他们该怎么说。有时领事人员越俎代庖,让外务省的人都很难堪。
在中国——当然包括满洲在内——所有的日本通讯社都乐意接受津贴和资助。现在有一个趋势:通讯社获得的津贴越来越多,而报刊原应得到的却在不断缩水。在日本国内,国际通讯社曾是日本政府的喉舌。不过这一地位已被日本联合通讯社取代了。在中国境内,东方通讯社获得的支持最大,有资格出入日本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通讯社普遍比报纸还不负责任,不过这么说好像不厚道。日本支持的通讯社经常有意夸大“突发事件”,并炮制引用所谓“看法”。中国一旦发生针对欧美的事件,他们就抓住机会,大事宣传。但是如果发生的是针对日本的事件时,他们就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需要,要么作息事宁人的处理,要么就大肆夸大宣传。发给欧美报刊的英文稿件,内容和口吻则无须与那些接受了津贴的中文、日文报纸一致。
当然,和在日本国内一样,在中国、满洲、韩国、日占台湾也有独立的日文报刊。但是它们要时常面临审查,主持报馆事务者也常会被遣送回国,如青岛一家日 文报纸的主编就因敢于批评日本当局而遭此待遇。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记者都得屈从他们的外交部门和警察厅的奇思异想。可能,知道英国在华记者要受制于其国会制定的特定法令的人并不多,但是独立的日本报刊的记者的地位比之更糟糕。如果一个记者不听命于外交当局的节制,那么他的新闻活动就会面临很多不便。笔者认识几个记者,他们不但无法获得当局发布的信息,而且被剥夺了其他权利,如被记者俱乐部排拒或除名。因为惹恼了当局,这几个不幸的人处处被排挤,好像他们是有犯罪前科的人似的。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只要有店员以上的认知水平,都十分清楚其中猫腻。那些英语比较好的,会订阅一些英文报纸,以了解事实真相。他们都对未接受资助的报刊抱有更多的信任感。
日本警察在查禁报刊和压制出版内容方面不遗余力。他们时刻紧盯着所谓“危险思想”的苗头。在韩国更是如此。韩国报纸动辄被查封,报人 “因为违反了出版法”,每天都要面临罚款、训斥甚至被投到监狱。甚至从日本国内邮寄来的日本报刊,有时在韩国境内也禁止传播。读者在日本看这些报纸没什么大碍,但是在朝鲜就被视作接触“危险思想”。有时甚至连欧美报纸也不能幸免。因为报格独立,Japan Advertiser和Japan Chronicle在朝鲜境内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些报纸常常会因“危险内容”而遭到禁邮,特别是Japan Chronicle更是屡遭厄运。
日本人控制的英文报刊的编辑方针跟中文、日文报刊不一样。比如,当英文报纸在鼓吹美日亲善的同时,中文和日文报纸却在大肆进行反美宣传。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被披露后,中国的反日民族情绪高涨,这些中文和日文报纸竭力想把中国人的怒火转嫁到美国头上。不过现在日本人的宣传策略发生了变化,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很多在华的欧美人士其实都精通中文或日文。一般日本人都以为欧美人看不懂他们的文字。他们自己缺少语言天赋,就以为其他人也缺少语言天赋。结果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办的许多中文和日文报刊上,口无遮拦,屡屡犯错。
至于英文喉舌报刊,日本外务省长期依赖英国宣传人员。我们应该清楚地记得日本帝国政府的第一个英文作者是已故的布林克里(Captain Francis Brinkley),他对这套宣传把戏运用得得心应手。作为一个出色的报刊作者和政论者,他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驻锄(撑住炮架, 制止它因后坐力而移动——译注)说成是农具。有个日本政客——可能就是已故的大畏伯爵——说“布林克里的一支笔对我们起的作用顶得上一艘战列舰”。不过布林克里是日本迄今所有的唯一一个还算成功的宣传员。其他的人对日本政府来说,惹的麻烦比起的作用还大。一个领取日本政府薪水的英国编辑公开在报上声称日本的要求绝不仅仅是“二十一条”那么简单,日本政府应该要求的到更多利益;或者像天津的某份报纸那样把华盛顿会议说成是“压制日本力量崛起的阴谋”。还有什么举动能比这更愚蠢呢?
因为屡犯这样的愚蠢错误,日本外务省近来学聪明了,开始改变宣传手段,竭力拉拢美国人来为其服务。日本时邮报(Japan Times and Mail)雇请美国人主持编务,南满铁路在其宣传科中安插了一个美国人,大多数日本半官方企业的公关活动也都是由美国人一手操持。即使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一份严肃大报,近来也不像先前那么乐衷于批评日本政府了。它还竟然开始定期出版日本专刊——只有上帝知道他们从日本人那里拿了多少好处。
只要一有机会,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计查禁和打压立场独立的欧美报刊和报刊投稿人。韩国汉城出版的《韩国每日新闻》(Korea Daily News)是一家由英国人开办的报纸,屡遭骚扰迫害,最后被迫关门。日本人马上开办了《汉城新闻》(Seoul Press)取代了它。Japan Chronicle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日本警察的骚扰斗争的历史。有传言说日本人曾在不同场合向该报主人、已故的Robert Young先生施以丰厚贿赂。
但是时代变了,日本政府发现除了假新闻,还有其他手段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例如,通过资助轮船公司,他们满足地看着插着日本国旗的轮船在世界各地游弋;通过资助当地企业,刺激了国外对日货的需求;通过在中国本土、满洲、韩国和日占台湾建立医院和学校,其在当地的文化工作阻力变小……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努力,比浪费大量的金钱在令人生疑的报纸和宣传上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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