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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信念
2014-03-30 · TA获得超过358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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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爨文化
中国近代书法艺术理论大师康有为先生的《广艺舟双揖》中,赫赫然写着:“二爨出于滇蛮……然其高美,已冠古今。”“二爨”是书坛上对两块名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习称,康先生用“高”(境界高远)“美”(艺术佳妙)、“冠古今”来赞美它,确是恰如其分。实在说,凡知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常识一二者,恐无人不知这两块名碑在书艺史上的显赫地位。
二爨碑又称大、小爨碑,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小爨碑即《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即元亨四年(公元405年),《爨龙颜碑》立于南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有差别,《爨龙颜碑》高3.38米,宽1.46米,字有927个,墓主龙颜享年6l岁;《爨宝子碑》仅高1.85米,宽0.7l米,字有403个,墓主宝子享年仅23岁。然而两碑并誉书坛,俱为神品,则是无大小前后之分的。
爨碑所载述的爨氏,是汉末到中唐数百年间云南的统治者,治所曲靖,世领太守,拥兵自重,因远离中央王朝,实际是割据一方的云南王。到刘宋初朝,内部斗争,分裂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随着时光的推移,爨由“南中大姓”渐渐变为各部族的名号,二爨碑是为爨氏统治鼎盛时期两位统治者建立的墓碑。
小爨碑在现在的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曲靖一中校园内,1937年由景仰它的人们建盖了一座“爨碑亭”以保护它。清末状元袁嘉谷曾撰一联悬于亭上曰: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小爨碑的书体是由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但又饶有篆、隶、行、草、楷书诸体一炉的意趣。中华书体,从来是沿着由繁到简便于书写的方向发展的,东汉时以隶为主,但已向行、草、楷书演变,到了东晋这个书艺大放奇辉异彩的鼎新盛世,书法家们笔底奋扬着创造革新的精神,出现了王羲之父子这样划时代的大书法家,行、草、楷三体书艺已臻成熟。但在西南与北方,因远离江南东晋统治中心,流行的楷体尚未传播开来,加以立碑刻石,向来讲究字体典丽端庄,于是就通用二爨碑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又因二爨碑墓主都是一方霸主,写碑刻碑的人自然是那时的高手。
小爨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其文辞古雅,意韵铿锵,文体别致,事迹少而铭文多,颇饶六朝文体的气韵。其字结体古朴,每多篆隶遗姿,笔法内刚外柔,方拙中带劲巧,融参差错落于端严整伤之中,康有为称它“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李根源道其“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又有称其“笔力雄强,体势飞扬”,“下笔如长枪大戟,直往直来,沉着痛快”。
从艺术的角度看,小爨碑在用笔、结体、章法上都是神来之笔。它的点画特征在笔力扛鼎,节奏鲜明,方笔中锋为主,兼用圆笔侧锋,同一点画,因字而殊,奇正互变,各具情彩。如“晋”、“庭”等字两头上翘的长横,起笔左上逆入成尖角后,即右下顿笔,迅速提起转正锋芒右行,至末端顿笔提起右挑,暗收回锋。而“全”、“长”等字的横画,逆入后向下顿笔,迅即提笔转锋行笔,收笔处顿笔,再回锋收笔。如此同为一两端上翘的横画,却变化多姿,华彩丰瞻。其他如竖、钩、折、撇、捺、点、挑等,无不于工严中求奇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其结体突破隶字方扁大小相近的格局,部分以方形结体,大多奇巧异常,不可以后来楷书的法规度量。如字形尤好奇险,大小不以笔画多少而定,“芳”字笔画少,“墓”字笔画多,而“芳”LL“墓”大,“维”字笔画多,“同”字笔画少,而“维”比“同”小。“显”、“遵”、“数”、“邈”足有“与”字四倍之大。“邦”字形短,“至”字形长,“位”、“湖”字形方扁。种种奇巧之变,令人目不暇接。其章法和布局不同凡响,方圆正侧,大小歌正,一任纵横挥洒,横行竖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众妙毕集相映成趣,令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因此,享誉海内,临习者如云。
大爨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除正文之外,碑阴还有很多题名,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尤其是研究爨氏家族史的重要文物。原碑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东南20里的贞元堡,早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述及,明代正德《云南通志》也有记载。清代道光时,云贵总督阮元在荒芜处发现了它,后由知州邱均恩建亭保护,现仍存贞元堡小学内。
大爨碑自出土以来,备受书法界推崇,清道光时阮福赞道:“……可叹刘末、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竞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清人范寿铭列举南北朝诸名碑与大爨相比,认为“是碑尤五刻中之最隽者……盖由分人隶之始,开六朝唐宋无数法门。晋以还,此两碑(大爨碑与嵩高灵庙碑)实书家之鼻祖矣。”赞赏此碑最盛的莫过于康有为,他称其“当为隶楷极则”、“古今楷法第一”,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几乎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将其与古圣贤相比:“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作诗抒情云:
铁石纵横体势奇,
相斯笔法孰传之?
汉经以后音尘绝,
惟有龙颜第一碑。
大爨碑体制与小爨碑相类,同为隶楷兼工的书体,但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书意雄伟强劲,笔力千钧,气势宏阔,意境博大深远,笔致参差,如刀砍斧凿,方笔圆笔兼用,刚猛柔韧相济,实为碑体极致。就方笔而言,比64年后的碑中精品“张猛龙碑”浑厚大方,气度雄浑;就圆笔而言,比53年后的名碑“郑文公碑”凝重沉着,挺拔劲利,已达雄秀刚柔相融互化的神境。
二爨碑名重千古,远播内外,历代书家对其崇拜有加,产生了许多趣闻铁事。如清未有位诗人前来拜读二碑,写诗感怀道:“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萧疏世几知,邂逅偏适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抗战期间,有位专习二爨碑长达30年的书法家卢蔚乾,专程赴曲靖观赏小器碑以了夙愿,可是小爨碑亭内驻有军人,只得隔窗窥看。他口占一绝云:“寻碑万里曲州来,悯怅碑亭锁未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第二天,他又赶去陆良访“大爨”,幸而得见原碑,欣喜若狂,立笔题诗道:“攀车冒雨访龙颜,路人贞元黝室间,感尔殷勤伴摩抚,夕阳西下泛舟还。”
爨乡古乐是一种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乐种。洞经音乐则是云南特定历史,特定社会的文化产物。相传明朝洪武十四年,明军三十万在曲靖白石江一仗消灭了元梁王,取得了“一仗定云南”的胜利,后来大部分征南将士留在云南实行“戊兵屯田”,随之即把“江南乐府”及宫廷舞曲带到云南,并逐渐与地方的民族民间歌曲融为一体。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随着佛教的盛行,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和生活习俗的要求,始将《文昌大洞仙经》的经文作为唱词而填入部分曲调中,故称“洞经”,迄今已有约五百年的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洞经音乐实际上是爨乡古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爨乡古乐则又是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人说洞经音乐是什么“道教属性”的或“外儒内道的宗教组织”,这是完全不对的,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一种讹误。
那么爨文化是什么呢?就其历史来讲,爨文化就是中国历史自东晋(公元317年)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9年)这四百多年间爨氏统治云南(包括今贵州,四川的部分县市)时所造就的历史文明,其中除了散存于残篇断简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习俗、典礼、医药、建筑和流传在民间的诗歌、曲艺外,最具特色、又看得见、听得到的恐怕就是二爨碑和爨乡古乐了。其历史渊源上可追溯到“羌奴赋高山之句”的秦汉时期和“阿盍咏 夷立之章”的唐中叶时期,其中可数可点的有玉琵琶,龙咏筝、菩萨蛮、打枣竽、石榴花、元鸟行、爨棘童歌、刺绣、小姑夜话等等。
在爨氏统治的四百余年间,由于中原王朝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战乱中,对云南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爨氏即乘之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实则形成“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闭关锁国局面,所以云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较为发展,出现了“山岳吐精”,“物物所得”,“邑落相望,牛马成群”的繁荣景象,内地汉民为逃避战乱遂不断迁入云南,从而促进了爨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同时爨文化也就在中原文化的熏陶和融入后而“独步南疆,卓尔不群”,成为了独具云南特色的一份宝贵文化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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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圳才
2014-03-29 · TA获得超过1407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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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 cuan 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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