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的意义
周敦颐的《通书》据朱熹说共有四十一章，主要的是讲所谓“人极”。第一章、第二章标题为《诚上》、《诚下》。第一章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下文解释《周易》的《无妄》卦说，“无妄”就是没有虚假，就是实实在在，就是真实，宇宙间的事物及其演化和规律，都是实实在在地如此，并没有一点虚伪，这就是“无妄”。这样说本来是一个大实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几句话出自《周易》《乾》卦的《文言》，周敦颐引以泛指宇宙间事物的演化及其规律。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演化过程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时候），“诚”就开始了。在事物生成长大以后，“诚”也就确立了。这个程序和过程，就是“至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几句话出自《周易·系辞》，周敦颐引以说明上边所说的意思。“一阴一阳之为道”指的是宇宙事物的演化及其规律。“继之者善也”就是说，这个演化的过程就是“至善”。“成之者性也”是说，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每一种事物都成为某一种事物，这就是这种事物的“性”。“元亨利贞”是《周易》《乾》卦的卦辞。周敦颐在这里把“元亨利贞”作为一个事物的变化过程的四个阶段。概括一点说，是两个阶段，“元亨”指的是事物的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诚之通”。“利贞”指的是事物的成熟阶段，也就是“诚之复”。
《通书》的第一章开头就说：“诚者，圣人之本”。第二章讲圣人，推广这个意思。第二章开始所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第一章的第一句说：“诚者圣人之本”。第二章第一句说：“圣，诚而已矣”，这是接着第一章第一句说的。有了诚为本，一切道德原则（“五常”）以及一切道德行为（“百行”），都跟著有了。在自然界中，有事物的生长变化及其规律，它们都是真实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周敦颐认为这就是“天地之德”，就是“诚”。推而至于社会中的一切道德规则和一切道德行为，如果没有“诚”为其根本，不是出于诚而是出于虚伪，那都是不道德的。人也是宇宙间的一物，本来也是应该有诚这种品质的，这就是所谓性善。可是事实上，人又往往不能保持这种品质，这是因为“邪暗塞也”。“邪暗”的中心就是私心。人往往为自己的利益而有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私心杂念。私心杂念就是“邪暗”的主要内容。如果能够克服私心杂念，那就是“诚”，那就没有事了。这样说是很容易的，然而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有决心，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孔子的话。（《论语·颜渊》）“克己”就是去掉私心杂念，周敦颐引用这句话以说明所谓困难也并不是难以克服的。
《通书》的第二十章说明了这种意思。它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所谓无欲就是无私心杂念，道学家们称私心杂念为欲。欲的主要特点就是私，私的主要表现就是自私自利，道学家简称之为利。私的对立面就是公，利的对立面就是义。道学家们认为，义利之辨就是公私之分。无欲就是没有私心杂念，这就叫“静虚”。个人如果没有私心杂念，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公。因为他们没有自私自利的考虑，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他就能作起事来一往直前，这就叫“动直”。没有私心杂念，他们看事情就没有偏见，这就叫“静虚则明”。因为“明”，所以对于是非就看得清楚，这就叫“明则通”。人如果没有私心杂念，对于是非看得清楚，他们就能够一往直前地照着“是”的方向走，这就叫作“直则公”。既然是公，所以他的行为必定对于社会的广大群众有利，这就叫“公则溥”。
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说：他跟司马光五年，得了一个“诚”字。司马光又教他，求诚要从不说谎（“不妄语”）入手。刘安世说：他初以为这很容易，但自己一反省，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之处很多。用了七年工夫，才作到“不妄语”。他说：“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他又说：司马光对他说，“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诚是天道，思诚是入道。天人无两个道理。”他还说：“温公（司马光）……因举左右手顾之笑曰：‘只为有这躯壳，故假思以通（疑当作克）之，及其成功一也，。”（《元城道护录》，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周敦颐讲诚，并不是来源于司马光，但是，刘安世的这两段话，可以作为了解周敦颐的参考。特别是他所说的“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那种精神境界，可以作为“静虚动直”的注解。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就是未诚而求诚，人也是宇宙间之物，应该本来是诚的，但只因有个躯壳，有些事是从躯壳发生的，这就要自私，就有个“己”，就要有“欲”。若能克去己私，就可以得到像刘安世所说的那种精神境界。
因为人有个躯壳，不免受其影响，所以人的思想和行动即使不是邪恶的，也难免因太过或不及而有不恰当之处。《通书》第三章说：“诚无为，几善恶”。“无为”并不是没有动作，而是没有私，照周敦颐所说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都有诚的品质。发展变化就是动作，但是，自然界不考虑这些动作对于自己有什么后果，这就是“诚无为”。人也是自然界之物，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动作对于自己有什么后果，而一往直前，这就是“诚”，也就是“无为”。一有考虑那就叫“几”，“几”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如果他考虑到这样做与他自己有利，他就做下去，与他自己有害他就不做，这个“几”就是恶了。如果他不顾自己的利害，认为这样做虽然与他自己有害，但是与社会有利，他就做，虽然与自己有利但是与社会有害，他就不做，这个“几”就是善。《周易·系辞》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几”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所以说是“动之微”。虽然是个动之微，但是这个行动的吉凶就预先显示出来了。这个吉凶不一定指祸福。如果行动是善的，虽得祸也是吉；如果行动是恶的，虽得福，也是凶。
《通书》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第七章）《系辞》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说，贯穿于天、地、人三者的规律，都是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人是天地间之物，所以他的本性之中也有刚柔。刚柔都可以太过，那就成为恶；若不太过，恰到好处，那就是善。周敦颐说：“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通书》第二十二章）就是说，刚柔都必须恰到好处，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中，也就是正。“仁”就是恰到好处的柔，“义”就是恰到好处的刚。所以他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人极”就是作人的标准。
照这样分析起来，周敦颐对于恶的来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有私欲，一种是刚柔失于偏，这两种说法周敦颐没有把它们统一起来。也许他认为，事实上就是如此，就是有两种的恶。对于前一种恶，他认为应该以“公”克制之，他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第三十七章）对于后一种的恶，他认为应该以“中”克制之。
周敦颐的《通书》所讲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极”，而且讲得比《太极图说》更详细，可注意的是周敦颐在《通书》中不突出“静”，而突出“诚”，“诚”是“圣人之本”，也是“性命之源”。照《通书》所讲的“圣人”所立的“人极”就不是“中正仁义而主静”，而是“中正仁义而主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很重要。这说明《通书》已经脱离了道家和道教的影响。这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一个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