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的中国形式
廓清以上问题，我们再来看中国大陆的行为艺术，就不至于在许多无谓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大陆行为艺术初起于八五时期“厦门达达”的艺术活动，至八九年北京现代艺术展可视第一阶段。此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艺术家包裹自身的东西，如魏光庆模拟卧轨自杀，其作品的抗议性在八九年后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亡后更值得加以追认。其实在八九年现代艺术展上，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恰恰是行为艺术，如萧鲁枪击电话亭、张念孵蛋、吴山专卖虾以及至今匿名的假装爆炸中国美术馆等等。其中萧鲁的枪击之所以影响巨大，原因是那一声枪响，不仅击碎了伊斯堤思式的电话亭，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挑战欧美中心的必要性，而且作为一种巫术式的预言，揭示了中国政治专政的铁血现实。
八九后艺术是中国大陆行为艺术寻求自身价值的转型阶段。如果说，八五时期的行为艺术主要是针对美术史既成话语的反传统行为，以黄永砯在洗衣机中洗涤《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现代美术简史》为总结，那么，八九后艺术之于行为，一开始就表现出广泛的文化针对性。张隆首先在上海美术馆完成了《苹果的阐释》，其作品以植物学、医学、社会学、美学的种种方式处理苹果，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苹果”条目的朗诵声和中国幼儿园互让苹果的儿歌声中，作者以故作正经的方式解构了我们对于熟悉事物一本正经的集体认知。这是大陆行为艺术中不太为人所知的优秀作品，也是第一次在官方美术馆正式实施的行为艺术。无独有偶，九十年代初期另一件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是孔永谦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实施的文化衫活动。“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烦着哩，别理我”;“是上班还是练摊儿?”──这些话语印在公开出售的文化衫上，是一个真正的创举。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针对特定的现实，其中国智慧的幽默与挑衅至今无人企及。这是政治波普中最为优秀的作品，长期被资本化的相关宣传所遮蔽，是中国艺术批评的耻辱。这种出于话语权占有、功利性追求以及体制化妥协的批评阐释，是今天必须加以反省的。
这里祇指出两个同样被人忽视的重要史事：
一是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举办的第三回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装置──环境──行为)，展出了一百多位艺术家的观念艺术作品，其中专门剪辑了八九后行为艺术作品录像带，题为《媒体的变革》，收集了三十多位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张隆、郑国谷、宋冬、佟飙、朱发冬、邱志杰、成力、庄辉、新历史小组等等。这些作品或者针对现代主义的终结，或者批判艺术市场的操纵，或者提示自我意识的迷失，或者反省集体话语的荒谬。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大陆行为艺术家对当代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关注。九十年代伊始，大陆行为艺术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二是世纪之交成都行为艺术群体的活动，以戴光郁为主要组织者，成都集结了一大批行为艺术家，除了居住于此的余极、罗子丹、周斌、朱罡、刘成英、曾循、张华、尹晓峰等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温善林、宋冬、邱志杰、尹秀珍、苍鑫、张盛泉等等。不仅多次举办了“水的保卫者”大型行为艺术系列活动，而且前后有国内外艺术家上千件行为艺术作品在这里完成。正是长期持续的行为艺术改变了成都市民的文化意识，同时也推动了西南当代艺术的发展，并从中产生了不少至今执着于行为艺术的优秀艺术家，如罗子丹、周斌、戴光郁、何云昌、朱发冬、李川、李勇等。成都也由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成为西南当代艺术的策源地之一。考察与之相关的行为艺术活动，产生了众多优秀之作，如戴光郁《久已搁置的水指标》、尹秀珍《洗冰》、张盛泉《放生》、罗子丹《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周斌《神六》、朱发冬的《出售》、何云昌的《出逃》、幸鑫的《托运》等等，这些作品以现实追询和精神拷问的方式，给人带来强烈、浓重而富有深度的感受性，其艺术倾向完全不同于世纪之交中国艺术界流行的玩世与调侃，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交响乐中的重音。行的玩世与调侃，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交响乐中的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