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年－约852年）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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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牧的个人作品：
杜牧有《樊川文集》二十卷，是其甥裴延翰所编，宋以后人又辑有《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等。四部丛刊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乃据翻宋雕本影印。又有清杨寿昌的景苏园影宋本，是杨守敬令书手从日本枫山官库藏本影摹的本子。此二本均可谓善本。
通行本则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川文集》。这部校点本是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并同景苏园影宋本对校，以《唐文粹》、《文苑英华》为参校，还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而成，本文以此为底本，所引用的杜牧诗文皆此本。
杜牧诗，由裴延翰所编的《樊川文集》前四卷是可信的，但裴延翰手编《樊川文集》收得不全，因此到宋代就产生了《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补遗之作。清人冯集梧注《樊川诗集》，除这两个集子附录外，又增编了《樊川诗补遗》。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时，又据《全唐诗》增加了《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因此现存题为杜牧诗者共有486题524首。
二，杜牧的主要成就：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庄道学。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杜牧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
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杜牧,字牧之。是宰相杜佑之孙，晚唐时期人。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
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
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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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评价：
杜牧继承唐代文学中的优良传统，主张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他诗歌中的成功之作，实践了这一理论。
他愤慨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斥责大官僚将帅的昏懦苟安，反对藩镇拥兵自固，反对吐蕃、回纥统治者的掠夺骚扰。
后人把他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李商隐比他小十岁，很欣赏他的为人和诗篇，曾在给他的一首诗中写道：“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份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杜牧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
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由扬州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迁官外放
会昌元年（841年），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
会昌二年（842年），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会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
但是没有批准。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
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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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庄道学。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杜牧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
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
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杜牧有《樊川文集》二十卷，是其甥裴延翰所编，宋以后人又辑有《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等。四部丛刊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乃据翻宋雕本影印。又有清杨寿昌的景苏园影宋本，是杨守敬令书手从日本枫山官库藏本影摹的本子。此二本均可谓善本。通行本则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川文集》。
这部校点本是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并同景苏园影宋本对校，以《唐文粹》、《文苑英华》为参校，还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而成，本文以此为底本，所引用的杜牧诗文皆此本。
杜牧诗，由裴延翰所编的《樊川文集》前四卷是可信的，但裴延翰手编《樊川文集》收得不全，因此到宋代就产生了《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补遗之作。清人冯集梧注《樊川诗集》，除这两个集子附录外，又增编了《樊川诗补遗》。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时，又据《全唐诗》增加了《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因此现存题为杜牧诗者共有486题524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杜牧
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
扩展资料
杜牧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杜牧
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后。
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著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生性耿介，不屑逢迎权贵，仕宦不很得意，从而对社会政治持清醒的批判态度。但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又造成他纵情声色、颓废放任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流艳事”流传。
文学创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长篇如《郡斋独酌》，着重表现诗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拯物济世的抱负，直抒胸臆，感激淋漓。《感怀诗》反映唐王朝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历史，画面宏伟，意气纵横，可与其《罪言》并读（翁方纲《石洲诗话》）。余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等，都能用质朴的口语、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历来传诵人口。而像《赤壁》、《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类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警拔精悍，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一新耳目。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放浪不羁、流于颓唐轻薄的作品如《遣怀》、《赠别》，属于消极的部分。
杜牧的诗歌具有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把他的诗风和李商隐加以比较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指明了两人的区别。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情致婉约，前人用“俊爽”二字来概括这一基本风貌（胡应麟《诗薮》），是比较中肯的。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像《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