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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下学期，母亲病倒了，肝硬化发展到肝癌，已经没有了动手术的可能。确诊的那一刻，母亲执意要瞒着我，可是他却说服了我母亲：“别给儿子留遗憾，咱明天就进城，让你每天都能看到他。”
关键时刻，没有人能拗过他。母亲确诊的第二天，他便领着她来到了大连，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到我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要是哭哭啼啼的，我和你妈一秒都不呆。”
到了人地两生的大连仅两天，他便谋划好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生计——用小平房开了个小卖部，晚上在小卖部门口支一个烧烤摊。我们学校门口那熙攘的学生流足以养活我们一家三口。
他的生意从第一天开始就特别好，而且日益兴隆。就算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也是一个眼光与胸襟非同一般的农民：他上的货从来不以次充好；对于来过一次的学生，他总能做到过目不忘，下次再来时就会热络地打招呼，想方设法地给予一些优惠；每到周末，他都会推出一样免费的菜品，若是免费的菜品送完了，他会不惜高价从别的摊主手里买，也绝不让他的顾客空欢喜一场。
每天晚上，安顿好母亲后，我便去烧烤摊儿上帮忙。起初父亲十分不满：“你一个大学生老往这小摊小贩的方向铆什么劲儿？”我回答他：“你可千万别看不起自己，这既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也是诚信为本的‘做人训练营’。课本里没这个！再说了，多少商界人物都是从这样的小摊儿做起的。”他听了哈哈大笑，从此不再阻拦我，倒是很放手由我打点那些小生意。有时收摊时，还剩下一些肉串青菜之类的东西，冻起来也不新鲜了，我俩就烤了自己吃，当然不会忘了喝上一两盅。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吧，每每酒精下肚，父亲就会变得伤感，说的全是我母亲的病，检讨自己不该抽烟，不该脾气上来时拿我母亲当出气筒，不该这样、那样……常常是酒过三巡，我俩喝到眼泪汪汪，然后擦干眼泪，转回头给我母亲一张笑脸。母亲每次都贪婪地倚在门口，看着我们爷儿俩推杯换盏。她时常说：“我怎么看也看不够。”
一年后，母亲去世了，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母亲的最后时光并不像别的肝癌患者那样被痛苦煎熬。母亲在老家入土为安之后，我和父亲喝到烂醉，他对哭得没有人样了的我说：“我还陪你回大连，但咱得说好，等你毕业了，我就回老家来。那时候，你成家立业，我也好好过我的晚年生活，不让你挂心。”
就这样，没了母亲，我开始与他相依为命，守着那个很小的烧烤摊，守着我们父子相伴的光阴。大四那年，系里将我定为保研的人选，但我拒绝了，我太想早日工作，拿着工资给他买酒喝了。当我的导师为此找到他时，他对导师千恩万谢之后，愤怒地从箱子拿出一个存折：“你不就是为了早日挣点儿小钱嘛？呶，这些都给你。人家都说农村出来的孩子短视，没想到，你还真没给我长脸。”我反驳：“现在大学生就业都那么难，就算读了研究生不也一样？”我以为，这句话就算不能说服他，至少也让他没话说。可是，他却顺手拿起一个啤酒瓶，哐的一声摔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对我说：“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当初何必考大学？如果你自己都轻视知识，那我告诉你，你念到博士、博士后也是个废物！知识是啥？知识不是现金，你学了立马就变成了钱。它就好比农家肥，那是无穷的后劲儿；它是向上的砖头，一点点儿摞出来的。总有一天，你会比别人看得高、看得远。人这一辈子是长跑，你以为是只跑50米就冲刺吗？”
父亲的一番话再次点醒了我。晚上收摊后，我郑重地给他斟了一杯酒，对他说：“爹，我错了。我读研，争取做个有后劲儿的农家肥。”他一听，笑了，将那杯酒一干而尽。
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晚几年才能享清福了。”他大笑着挥一挥手，说：“看着儿子有出息就是福！跟你妈比，我多享了多少年的福啊！”
就这样，他依然守着那个小烧烤摊陪读。直到那个夏天，发生了那件震惊全城的大事。
我研二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六，天气很热，有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从晚上6点钟一直喝到12点，还没有走的意思。父亲走过去劝他们：“小伙子们，都12点了，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好着急了。”没人理会他的话，等他第二次去催促的时候，有几个人不耐烦地说：“又不是不给你钱，催什么催！”另外一个人大声命令：“再烤30个小串。”当我把烤好的肉串送给他们时，其中一个人摘下我的眼镜说：“一个烧烤摊的小服务员戴眼镜装什么斯文！”我虽然满腔怒火，但还是想要回眼镜。结果那人把眼镜扔在了地上，说：“对不起，掉地上了，你自己捡吧。”正当我弯腰想去捡眼镜时，旁边的一个人冲着我的后腰便是一脚，我一下子抢在了地上。
等我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时，第一眼就看到父亲已经抄了一把菜刀冲向了那帮小混混，我赶紧死死地抱住了他，那几个混混趁势上前对我们爷儿俩一顿拳打脚踢。父亲的菜刀挥舞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看到一个小混混血淋淋地倒下了，另外几个人慌忙逃窜，转眼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父亲成了杀人犯，尽管很多人都说那个人死有余辜，可是，父亲还是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宣判之前，我一直见不到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流着眼泪想刚强的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会遭了多少的罪。
直到宣判那天，我才再一次见到父亲。尽管穿着囚服，可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干净利落、目光炯炯。他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法官宣布的时候，我没有在他面前落泪。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哭哭唧唧的样子。
第一次去监狱探视，他跟我开玩笑说：“这儿哪都好，有吃有喝有活儿干，就是馋酒啊。”我说：“等你出来了，我天天陪你喝。”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就像他一直在我身边时那样。等到我要走时，他望了我良久，喃喃地说：“儿子，我的好儿子，爹对不住你，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好好活，活出个样儿来。”
走出监狱，我在寒冬的街头放声大哭。从此之后，我怀着一份无处言说的悲壮，努力地好好活，希望每次见到他都可以让他听到好消息。尽管每次，他都会鸡蛋里挑骨头地指出我的不足——但他说的一切，我都奉若圣旨。
那天，我随意在网上浏览，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永远不要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打他的孩子。”短短的十几个字，顿时令我泪如泉涌……
关键时刻，没有人能拗过他。母亲确诊的第二天，他便领着她来到了大连，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到我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要是哭哭啼啼的，我和你妈一秒都不呆。”
到了人地两生的大连仅两天，他便谋划好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生计——用小平房开了个小卖部，晚上在小卖部门口支一个烧烤摊。我们学校门口那熙攘的学生流足以养活我们一家三口。
他的生意从第一天开始就特别好，而且日益兴隆。就算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也是一个眼光与胸襟非同一般的农民：他上的货从来不以次充好；对于来过一次的学生，他总能做到过目不忘，下次再来时就会热络地打招呼，想方设法地给予一些优惠；每到周末，他都会推出一样免费的菜品，若是免费的菜品送完了，他会不惜高价从别的摊主手里买，也绝不让他的顾客空欢喜一场。
每天晚上，安顿好母亲后，我便去烧烤摊儿上帮忙。起初父亲十分不满：“你一个大学生老往这小摊小贩的方向铆什么劲儿？”我回答他：“你可千万别看不起自己，这既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也是诚信为本的‘做人训练营’。课本里没这个！再说了，多少商界人物都是从这样的小摊儿做起的。”他听了哈哈大笑，从此不再阻拦我，倒是很放手由我打点那些小生意。有时收摊时，还剩下一些肉串青菜之类的东西，冻起来也不新鲜了，我俩就烤了自己吃，当然不会忘了喝上一两盅。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吧，每每酒精下肚，父亲就会变得伤感，说的全是我母亲的病，检讨自己不该抽烟，不该脾气上来时拿我母亲当出气筒，不该这样、那样……常常是酒过三巡，我俩喝到眼泪汪汪，然后擦干眼泪，转回头给我母亲一张笑脸。母亲每次都贪婪地倚在门口，看着我们爷儿俩推杯换盏。她时常说：“我怎么看也看不够。”
一年后，母亲去世了，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母亲的最后时光并不像别的肝癌患者那样被痛苦煎熬。母亲在老家入土为安之后，我和父亲喝到烂醉，他对哭得没有人样了的我说：“我还陪你回大连，但咱得说好，等你毕业了，我就回老家来。那时候，你成家立业，我也好好过我的晚年生活，不让你挂心。”
就这样，没了母亲，我开始与他相依为命，守着那个很小的烧烤摊，守着我们父子相伴的光阴。大四那年，系里将我定为保研的人选，但我拒绝了，我太想早日工作，拿着工资给他买酒喝了。当我的导师为此找到他时，他对导师千恩万谢之后，愤怒地从箱子拿出一个存折：“你不就是为了早日挣点儿小钱嘛？呶，这些都给你。人家都说农村出来的孩子短视，没想到，你还真没给我长脸。”我反驳：“现在大学生就业都那么难，就算读了研究生不也一样？”我以为，这句话就算不能说服他，至少也让他没话说。可是，他却顺手拿起一个啤酒瓶，哐的一声摔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对我说：“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当初何必考大学？如果你自己都轻视知识，那我告诉你，你念到博士、博士后也是个废物！知识是啥？知识不是现金，你学了立马就变成了钱。它就好比农家肥，那是无穷的后劲儿；它是向上的砖头，一点点儿摞出来的。总有一天，你会比别人看得高、看得远。人这一辈子是长跑，你以为是只跑50米就冲刺吗？”
父亲的一番话再次点醒了我。晚上收摊后，我郑重地给他斟了一杯酒，对他说：“爹，我错了。我读研，争取做个有后劲儿的农家肥。”他一听，笑了，将那杯酒一干而尽。
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晚几年才能享清福了。”他大笑着挥一挥手，说：“看着儿子有出息就是福！跟你妈比，我多享了多少年的福啊！”
就这样，他依然守着那个小烧烤摊陪读。直到那个夏天，发生了那件震惊全城的大事。
我研二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六，天气很热，有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从晚上6点钟一直喝到12点，还没有走的意思。父亲走过去劝他们：“小伙子们，都12点了，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好着急了。”没人理会他的话，等他第二次去催促的时候，有几个人不耐烦地说：“又不是不给你钱，催什么催！”另外一个人大声命令：“再烤30个小串。”当我把烤好的肉串送给他们时，其中一个人摘下我的眼镜说：“一个烧烤摊的小服务员戴眼镜装什么斯文！”我虽然满腔怒火，但还是想要回眼镜。结果那人把眼镜扔在了地上，说：“对不起，掉地上了，你自己捡吧。”正当我弯腰想去捡眼镜时，旁边的一个人冲着我的后腰便是一脚，我一下子抢在了地上。
等我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时，第一眼就看到父亲已经抄了一把菜刀冲向了那帮小混混，我赶紧死死地抱住了他，那几个混混趁势上前对我们爷儿俩一顿拳打脚踢。父亲的菜刀挥舞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看到一个小混混血淋淋地倒下了，另外几个人慌忙逃窜，转眼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父亲成了杀人犯，尽管很多人都说那个人死有余辜，可是，父亲还是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宣判之前，我一直见不到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流着眼泪想刚强的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会遭了多少的罪。
直到宣判那天，我才再一次见到父亲。尽管穿着囚服，可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干净利落、目光炯炯。他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法官宣布的时候，我没有在他面前落泪。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哭哭唧唧的样子。
第一次去监狱探视，他跟我开玩笑说：“这儿哪都好，有吃有喝有活儿干，就是馋酒啊。”我说：“等你出来了，我天天陪你喝。”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就像他一直在我身边时那样。等到我要走时，他望了我良久，喃喃地说：“儿子，我的好儿子，爹对不住你，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好好活，活出个样儿来。”
走出监狱，我在寒冬的街头放声大哭。从此之后，我怀着一份无处言说的悲壮，努力地好好活，希望每次见到他都可以让他听到好消息。尽管每次，他都会鸡蛋里挑骨头地指出我的不足——但他说的一切，我都奉若圣旨。
那天，我随意在网上浏览，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永远不要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打他的孩子。”短短的十几个字，顿时令我泪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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