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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期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
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嘎仙洞),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圭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乎,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的以兴盛。
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嘎仙洞),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圭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乎,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的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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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历史论文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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