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传》摘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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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物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正如曾国藩所说,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
为了做事,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引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决计引退”。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曾国藩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
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但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物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正如曾国藩所说,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
为了做事,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引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决计引退”。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曾国藩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
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但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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