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的一生（默片影后阮玲玉的悲剧人生）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传记片更注重名人和领袖的生活经历，例如康熙、汉武帝、孙中山、周总理等伟人，当然也有一些是道德楷模普通人，如焦裕禄、钱学森、雷锋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以电影明星为主角的人物传记横空出世，它香港艺术片导演关锦鹏拍摄的电影《阮玲玉》。
关锦鹏导演的作品偏婉约，擅长发掘女性身上的特质，他的电影也大都以女性为拍摄对象，有着较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作为香港著名的艺术片导演，他的《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长恨歌》、《蓝玉》等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电影的通过阮玲玉这一特例，向我们展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柔弱和悲哀，对于阮玲玉本人的性格深挖颇下功夫，为现代女性留下了强烈的警示意义。
现实与剧情交错出现，谱写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柔弱与无助
在电影中关锦鹏利用“片中片”“戏中戏”的方式为观众打造了三个时空：
历史：主要描述历史中的阮玲玉，通过她的影片剖析阮玲玉的从影之路和人生传奇；虚拟：通过张曼玉的演绎让我们看到阮玲玉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敬业，以及作为女性的悲哀；现实：在影片中穿插了关锦鹏与演员讨论阮玲玉、与阮玲玉的曾合作过的朋友、同事交谈，让观众可以从上帝视角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阮玲玉的一生。在这三个时空里现实与虚拟剧情相互叠加，不仅让观众认识、了解阮玲玉的生平，更是深刻的揭露了当时背景下女性群体的柔弱与无助。
01 阮玲玉的演艺生涯从来都是身不由己
作为艺人，阮玲玉是成功的，但是她的从影之路从来都是被动选择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交代了阮玲玉拍摄《故都春梦》的背景。当时导演卜万苍在澡堂中与其他电影人谈到阮玲玉的戏路，他说：
“阮小姐演妖里妖气的女人，全国再找不出第二个了。不过我还是赞赏孙瑜的看法，……她演有高尚情操的女性，另外有一种味道……”
就这样，一群男人在澡堂子中，背着阮玲玉本人把她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故都春梦》中的阮玲玉，她一改往日风尘、妖媚的形象，演绎了娇蛮、高傲的歌女燕燕。在电影中关锦鹏通过张曼玉的演绎还原了阮玲玉拍《故都春梦》的情形：在影片用阮玲玉饰演的燕燕正一边矫揉做作的欣赏女仆送来的花，一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陶醉。而这一切都是在孙瑜、卜万苍等人的注视下完成的。
戏中类似的场景不少见，阮玲玉的所演绎的角色不是她自己渴望的，而是她背后的公司、身后的男人们希望她塑造的。 关锦鹏利用大量的中近景镜头还原阮玲玉的拍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的地下——即便是大红大紫的阮玲玉也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
02 女性的生存空间狭小，未来大多依附男人
在关锦鹏的镜头下，女性的生存空间有限，未来更是依附与男人之下。 影片中阮玲玉的母亲是普通女性的代表，在影片中阮玲玉的母亲和养女小玉一直都陪着阮玲玉奔波。她们看似是在阮玲玉的庇护下生活，实则是在张达民与唐季珊以及其他男人的保护下求生存。
阮玲玉与张达民在一起时，阮母会主动给张达民炖东西吃，她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张达民，在阮母眼中张达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也是支柱。阮玲玉与张达民闹翻之后选择了唐季珊，阮母和小玉也随她一起搬到唐季珊的公寓，阮母又口口称赞唐先生是个好人。在阮母的世界中阮玲玉虽然可以经济独立但是无法给予她安全感，张达民、唐季珊则是她安全感的来源。
不仅是阮母，还有唐季珊的情人张织云（曾经的大红大紫的明星），她依靠着唐季珊，就算是知道他花心，被锁在家里抽大烟，也不愿意离开她，不愿独自生活。
关锦鹏通过这些女性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男权时代女人的不易，在纸醉金迷的影视圈看似风光的女明星其实不过是男人操控的玩偶，她们有名气、经济独立，看似前程一片坦途，实则前路早已被设计好没有半点自由，这是时代的悲哀。 但是，造成阮玲玉人生悲剧的却不是时代而是她自己。
以阴暗、狭窄为主基调，剖析阮玲玉悲剧人生的内在原因
01 甘愿被男人囚禁：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再到蔡楚生，阮玲玉一直在寻求依靠
在电影中阮玲玉出现的镜头大多是昏暗、压抑的，她住的房子也都是窗格多、空间不大，这种生活环境似乎暗示了阮玲玉的生活状况——她的男人的笼中鸟，她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在影片中六嫂问阮玲玉她和张达民有什么打算，阮玲玉回答：
我们要好时，他曾带我去骑马，我在马上看着他就像：他这一生该是这样自由的，不可以结婚，不可以有孩子……
对阮玲玉而言，她知道张达民无法给予自己婚姻，所以收养了小玉，还将张达民的不负责任美化成向往自由。她始终惦念着年少时张达民那点微薄的真心，所以在成名之后，她仍旧养着张达民，希望用金钱、真心维系这个男人。
不仅是张达民，对于唐季珊她也是如此。阮玲玉第一次见唐季珊是在舞会上，唐季珊带着情妇张织云，周围的小舞女将唐季珊的风流、花心、不负责任尽数告知，黎莉莉听说之后大呼：“真受不了这样的人”，可是阮玲玉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面对唐季珊的示爱她说：“我这个人最受不了人家对我好，谁对我好，我就会千百倍的偿还他”。
从张达民到唐季珊，阮玲玉都是自愿的走向他们，明知对方是花花公子，不是良人，可是她太贪图那一丝温暖了，义无反顾的走向了这两个男人的囚牢 。如果这两个人可以归结于爱，那么到蔡楚生，阮玲玉所求的只是一个男人罢了。
她在经历张达民的勒索、唐季珊的冷落、世人的异样眼光之后把蔡楚生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在明知对方有妻子，有同居的舞女的情况下，还是问对方：“你能不能带我离开这里。”到这时阮玲玉已经彻底失去自我了。
阮玲玉的一生，从16岁与张达民相恋到25岁离世，她一直将男人作为自己生活的主心骨。当时，她已经是当红影星，已经有钱、有人脉、有地位，可是面对危机她未曾想到自救，面对时代给予的苦难，她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种骨子里的不独立造就了她的人生悲剧。
02 格局限制发展：沉浸与演艺事业和个人情感生活，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
阮玲玉的悲剧不仅源于她的不独立，还源自她的固步自封与狭隘。 在阮玲玉的世界里只有两件事值得费心：一是她的演艺事业，二是她的感情生活。
1929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变革，革命的火种在全国不断播下。在复旦的学生会代表请求联华一起参加游行抵制日货时，阮玲玉正在拍摄《桃花泣血记》，她换好服装突然出现在一群爱学生面前，对着这些学生宛然一笑然后疾步走开，对于这些人谈论的日本、救国她一点也不关心。
另外，一.二八事件中阮玲玉前往香港避难，聂耳等学生代表选择留守上海。从香港回来后阮玲玉发现她的朋友、同事都在谈论国事，商讨如何对付日本人，一起合唱聂耳的《大路歌》。在演唱时用了仰拍+特写的镜头，记录了聂耳紧握的双手，黎莉莉的侧面特写，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阮玲玉的微笑，她始终不曾加入合唱，只是微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在阮玲玉的世界里，国家、战争这些都不是她关心的。阮玲玉对于这个世界是冷漠、疏离的，她一直沉浸在自己琐碎的感情生活中，不肯抬头看一看自己所在的世界。
所以说，造成阮玲玉人生悲剧主要内因是她性格中的幼稚、软弱、犹豫，还有她的自闭与狭隘。她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把感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可是，面对感情她是糊涂的，当她在感情中受伤之后，又无法从外界获得安慰与帮助。这一切使得她在面对现实的压力时只能选择逃避、自戕。
阮玲玉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受害者
阮玲玉一生短短9年，在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个男人之间不断挣扎，她的悲剧与他们有关，但是却也无关，“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她爱情失败的最大原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又称为人质情节，指的是 人质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劫持者产生心理依赖，如果劫持者让他们生，人质会万分感激。他们认为自己与劫持者共命运，产生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想法，对于解救者反而横眉冷对。
阮玲玉最初对张达民是如此，张达民曾是她母亲雇主家的少爷，在张达民面前阮玲玉始终是自卑的，她认为自己配不上对方。后来对唐季珊更是如此，在她的一书中对唐季珊满是歉疚，她认为自己和张达民的过往连累了唐季珊。这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梅湘南一样，即使丈夫对她家暴，她也从没想过报警，在她心中自己被人玷污是最大的过错。
在生活中中大部分女性往往对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念念不忘，这些男人就如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样，他们并没有很出彩，相反在某些时候他们表现的还很渣，但是就是能让女人心甘情愿的付出。当女人面对这样的男人时，会因为他的一个拥抱，一句甜言蜜语就心生欢喜，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关锦鹏通过现实人物采访和镜头告诉观众： 过度的贬低自己，依赖他人智慧让你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奴隶。作为现代女性我们在择偶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谎言诱惑，在爱情中要学会独立，一旦发现对方不合适要有及时执止损的勇气，如此才能幸福！
写在最后
在电影的开头关锦鹏告诉张曼玉阮玲玉出道前演过很多角色，但是大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花瓶，知道加入联合才真正开始拍有质量的影片，张曼玉笑着说：“那不是跟我很像。”
曾经的张曼玉被人称为“花瓶”、“票房毒药”，也和阮玲玉一样深陷舆论旋涡，与阮玲玉不同的是，张曼玉走出了低谷。
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命运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由我们的心情里确定价格。”
对于阮玲玉而言，她确实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公的时代，但是如果将她的人生悲剧归于时代却有失偏颇。她有能力、有机会摆脱命中的苦难，可是她选择了最轻松的做法——逃避。她缺少自我的反省，虽然悔恨自己沦为男人的争夺品，却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结果正是她自己。
人之一生，其路漫漫。有成功必然有失败，有幸福必然有苦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能够治愈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只有放眼未来开拓自己的视野，调整心情整理失败的原因，才能奋起而发直面命运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