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与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其它思潮一样，都有着强烈的理论针对性，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活跃功能的概念，它所针对的是一些既定的社会历史的前提，而随着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不同国家的时空中出现，现代性的“理论的旅行”就得以发生了。
无论是谁对“新历史主义”做出理论渊源的梳理，都会指出它针对的是历史主义与各种不同动机的形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纠缠，
一种实证化、本质化的历史主义观念僵化久矣，后起旨在修正它的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形式理论，又逐步形成了新的保守，而发展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其“非历史的倾向”就更明显了，
因此“新历史主义”是回到历史分析，但并非回到旧有的实证主义之上，而是把历史与文本/形式之间的关联尽可能地复杂化、问题化。
实际上，“新历史主义”试图摆脱文学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关系，如果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的话，是因为它一方面建立在文化唯物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比如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考察就对于“新历史主义”影响甚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包含了一切对现实的再现。“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态度也是相似的，即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种种历史环境的具体性，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再现。
扩展资料
“新历史主义”在九十年代初被译介到国内之后，与其它各种西方文论一样具备双重功能，一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得到认知与传播，二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真正发挥了作用，对国内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发生了实际的影响。
上世纪这最后二十年里，新思想、新理论纷纷登场，层出不穷，带出各各不同的时空关系，也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与来不及展开的论辩，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中国化”的内涵延伸，实现在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中，
而有关“新历史主义”这一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的具体效用，其梳理还不多见。本文作者张屏瑾老师认为，
如果说，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思想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对“新历史主义”的讨论和接受尚有不少混沌之处，前提也不够清晰，因而其内在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我们需要再一次来讨论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时，
或能发现“新历史主义”是可以被激活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借用“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特定的表述，讨论当代条件下的批评视野与方法的问题，试图从“新历史主义”中推出针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批评实践的可能性，进而重新定义今日文学批评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