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杜甫《洗兵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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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即两京克复后,相州兵败前,作于洛阳。当时平叛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的希望。故诗多欣喜愿望之词。此诗凡四转韵,每韵十二句,自成段落。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会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诗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在杜甫古风中堪称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于热情奔放中饶顿挫之致,清词丽句而能兼苍劲之气,读来觉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北宋王安石选杜诗,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见《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今天看来,无论就感情之充沛,结撰之精心而言,《洗兵马》都不失为杜诗的一篇力作。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会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诗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在杜甫古风中堪称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于热情奔放中饶顿挫之致,清词丽句而能兼苍劲之气,读来觉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北宋王安石选杜诗,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见《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今天看来,无论就感情之充沛,结撰之精心而言,《洗兵马》都不失为杜诗的一篇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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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即两京克复后,相州兵败前,作于洛阳。当时平叛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的希望。故诗多欣喜愿望之词。此诗凡四转韵,每韵十二句,自成段落。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会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诗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在杜甫古风中堪称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于热情奔放中饶顿挫之致,清词丽句而能兼苍劲之气,读来觉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北宋王安石选杜诗,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见《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今天看来,无论就感情之充沛,结撰之精心而言,《洗兵马》都不失为杜诗的一篇力作。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会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诗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在杜甫古风中堪称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于热情奔放中饶顿挫之致,清词丽句而能兼苍劲之气,读来觉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北宋王安石选杜诗,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见《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今天看来,无论就感情之充沛,结撰之精心而言,《洗兵马》都不失为杜诗的一篇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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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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