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含义
一、德的含义
1、道德,品 行;特指好的品行;
2、心意;志向;
3、恩惠;好处;
4、德国的简称。
二、拼 音 dé
三、部 首: 彳
四、相关组词
道德 、品德 、德馨 、积德 、医德 、私德 、缺德 、德性 、德望 、美德 、贤德 、功德 、德行 、德政
扩展资料:
德,汉字,古同“徳”。本意是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的运行。后来引申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发展去发展社会,提升自己。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践行、革命,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播。
甲骨文德字是一只眼睛在看木桩的影子运行。金文德字是更形象,左侧两划表示行走的意思,右侧上部一竖叠加一点,表示星(还表示太阳照在木桩上),右侧中部是一只眼睛在看,右侧下部是心。整个德字的含义,就是站在天文观象台中心点用眼睛观看七曜的运行。
德字的最早本意是七曜的自然运行轨迹。后来德引申的意思是:直视“所行之路”的方向,遵循本性、本心,顺乎自然,便是德;本心初,本性善,本我无,便成德。舍欲之得、得德。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发展去发展社会,提升自己。
道是在承载一切,德是在昭示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认识和感知它;而德,是道的具体实例,是道的体现,是我们能看到的心行,是我们通过感知后所进行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德,我们就不能如此形象地了解道的理念。这就是德与道的关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德
德是人间富贵根,道在五德之上,成仙得道,须先修德,德从心修,无为而求,内修清静,寡欲无争,外修天道,真气除煞。坐立不忘我道,出入皆抱善心。忠孝济世首身,节俭利人清修。古今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士在生活上经济上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视抛家弃子而出家为罪过,是逃避责任。以慈、俭、让三字为指导,品行端正,致虚守静,不易被物欲所迷惑,修心养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人谦虚温和但不软弱,抱元守一头脑灵活,大多道士学习武术兼修医术,度己度人,每天研习《玄门早晚课》、《道德经》、《庄经》等道教典籍,文学素养及个人涵养都是相当出色。我承认道门中人确实有些心术不正、拜金之徒,但世间此类鼠辈亦不在少数,指责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不要抬起手抽自己嘴巴。道心可御人心,人心可化道心,道心至虚,人心至实,道心至公,人心至私,人心有假而多变,道心至真而唯一。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
《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物”之中的属性——“仁”。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
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德是人间富贵根,道在五德之上,成仙得道,须先修德,德从心修,无为而求,内修清静,寡欲无争,外修天道,真气除煞。坐立不忘我道,出入皆抱善心。忠孝济世首身,节俭利人清修。古今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士在生活上经济上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视抛家弃子而出家为罪过,是逃避责任。以慈、俭、让三字为指导,品行端正,致虚守静,不易被物欲所迷惑,修心养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人谦虚温和但不软弱,抱元守一头脑灵活,大多道士学习武术兼修医术,度己度人,每天研习《玄门早晚课》、《道德经》、《庄经》等道教典籍,文学素养及个人涵养都是相当出色。我承认道门中人确实有些心术不正、拜金之徒,但世间此类鼠辈亦不在少数,指责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不要抬起手抽自己嘴巴。道心可御人心,人心可化道心,道心至虚,人心至实,道心至公,人心至私,人心有假而多变,道心至真而唯一。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物”之中的属性——“仁”。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万事开头难,攻克,大道至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助自助者!天道酬勤
不成功便成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