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作品风格
范仲淹的作品风格：
1、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名篇《岳阳楼记》，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2、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
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
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3、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扩展资料：
范仲淹所处时代背景：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
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
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来源主要来源于孔孟思想。
范仲淹在忧乐这对矛盾中，提出了“先忧后乐”的思想。这种忧乐意识是在吸收儒学的基础上，弘扬发展后所作出的总结。范仲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谏。这年7月，江淮、京东一带旱灾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遣使救灾，仁宗皇帝置之不理。
范仲淹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抚江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减免盐茶税、禁民淫祀，回朝时还将百姓吃的乌味草带回京城。
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其忧民爱民之情可见一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在被贬抑时，不以自身沉浮为意，仍不忘其忧国忧民之“痴心”。
“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正是这种意识的最好佐证。
范仲淹则是从士人角度讲不管个人处境如何，都要忧国忧民，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这可以说是中国史上对士人承担社会责任的首次明确阐述，是士人高扬主体精神的充分表现。
是宋代知识分子积极参政、勇担责任的典型体现。这也标志着士人彻底从政治、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找回了个体的人生尊严和价值。
可以看做是对孔孟儒学的超越和发展。钱穆先生认为“宋代士大夫矫厉尚风节，既自希文启之”，将范仲淹看做是开启宋学的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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