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都有几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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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1:情感体验\x0d\x0a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而这种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直接影响。\x0d\x0a曹雪芹出生于受康熙皇帝所宠幸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曹玺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历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织造府。曹雪芹的父亲担任过江宁织造。但是,由于曹雪芹父辈的曹_解送织物进北京时骚扰驿站,苛索银两,被山东巡府塞楞额参奏,雍正皇帝降旨将曹_免职,并查封其家产,从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随遭罪之家由繁华的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日渐艰苦困顿的生活。往昔的锦衣玉食已成梦幻,如今成了“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不平常的生活经历,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并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使他能够直面惨谈人生,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实,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他在《红楼梦》第一回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旨趣,书中所写生活都是自己“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是自己的切身体验,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无饰而又浑然一体的创作个性。\x0d\x0a\x0d\x0a风格2:创作倾向\x0d\x0a一个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也会通过创作倾向表现在创作个性上。郭沫若曾接受过泛神论的影响。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文学创作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强调自我,感情炽热,气势磅礴,夸张奇特,是郭沫若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在泛神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鲜明创作个性。\x0d\x0a\x0d\x0a风格3:个性心理\x0d\x0a个性,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气质基础上形成的、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经常而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但气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个性的客观自然基础。对一个人而言,“反应的快慢,情绪和强弱,注意时间集中的长短和转移的难易,以及心理活动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内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气质所决定的。在气质基础上所形成的个性心理,对作家感受、体验生活,对作家的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最终形成艺术个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感情这种心理因素,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强弱隐显之别,强者显者奔放冲动,弱者隐者沉静蕴藉。奔放冲动者长于想象,长于抒情;沉静蕴藉者长于观察,长于描写。长于想象和抒情者,看问题观察事物,往往从大处着眼,甚至根据感情需要,把对象加以夸张变形:白发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黄河之水可以天上来,风可将海吹立起来。长于观察和描写者,想问题看事物特别细心:雪花如柳絮,雨丝细如麻,风吹湖水泛涟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发,后者细腻若溪水流转。如对国破家亡,岳飞是“怒发冲冠”,李清照则“欲语泪先流”。\x0d\x0a\x0d\x0a风格4:艺术修养\x0d\x0a一个作家所受到的艺术熏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他艺术修养的基质,这种艺术修养基质,同样会反映到他的创作个性之中。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不只一家,以很多诗人为自己的老师。但在这很多诗人中,又以现实主义诗人为主体。具体地说,他接受的主要是《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亲近《诗经》中的风雅之作,推崇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赞赏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范“诗看子建亲”,称颂初唐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这一文学传统影响了杜甫的创作见解:诗歌创作要从对生活的“遇”出发,从对社会、人生的“感”出发,从而形成了他直面现实生活,关心民间疾苦的内容特色和创作个性。\x0d\x0a\x0d\x0a风格5:时代影响\x0d\x0a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个人的创作,又是时代的产物。文学风格也是受时代因素影响的。其具体表现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历史时代里,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类似的矛盾斗争,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受到相近的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之说,就是指的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格。下面,我们以建安时代几位著名诗人的部分极富代表性的诗句为例,具体地剖析了一下何为“建安风骨”,看看它们表现了哪些时代特征。例如:\x0d\x0a《蒿里行》\x0d\x0a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x0d\x0a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x0d\x0a曹植《送应氏》:\x0d\x0a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x0d\x0a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x0d\x0a王粲《七哀诗》:\x0d\x0a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x0d\x0a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x0d\x0a蔡琰《悲愤诗》:\x0d\x0a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x0d\x0a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x0d\x0a陈琳《饮马长城窟行》:\x0d\x0a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x0d\x0a从建安时代这些著名诗人代表作看,所谓建安风骨即是:在内容上,几乎都是政治抒情诗。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凄惨萧瑟的生活画面,抒发了诗人们悲壮愤激的情绪,寄托了他们忧时叹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比较一致题材和主题。概而言之,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这些诗人的共同基调。在艺术上,建安时代的诗人们抒发情怀,描写事物,不追求纤细的技巧;驱驾语言,摹写形象,尽力昭现生活状貌。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评论,建安风骨就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风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那个动乱的时代,主要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x0d\x0a\x0d\x0a风格6:阶级影响\x0d\x0a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x0d\x0a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x0d\x0a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x0d\x0a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x0d\x0a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x0d\x0a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x0d\x0a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x0d\x0a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x0d\x0a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x0d\x0a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x0d\x0a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x0d\x0a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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