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

Answer 1

分类: 社会民生 >> 其他社会话题
问题描述:

城市化进程具体有什么细则和行动呢？对农民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又意味着什么呢？还是一个口号而已，看不透噢！

解析:

农民的地越来越少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工作机会越来越多了，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低了

让农民参与和分享城市化进程——中国和谐城市化的关键所在

和谐城市化的关键：让农民参与和分享城市化进程

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包含的内容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

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892年（何传启，2005）。中国在城市化加速阶段，社会隔阂严重、矛盾加剧。和谐城市化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加速城市化过程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在此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是世界性难题；

2．当前中国的和谐城市化只能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和谐城市化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博弈出来的；

4．与其强调 *** 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不如加强对公民的救济；

5．平衡变革的价值和保护的价值，抑制政绩冲动；

6．将弱势群体的普遍违法视作用脚投票；

7．通过行政诉讼个案改善公共治理；

8．“社会科学治标，人文学科治本”。

失地农民的安置与城市建设的统筹

1．农民是城市化不应丢掉的队伍

广东顺德新城开发中心规划科陈碧云说：当新城区规划为7平方公里的时候，漕渔新村就处在城外。但是当新城区规划面积为38平方公里的时候，漕渔新村就位于城市之中了。我们不可能将农民甩到城市外面去，必须面对农民来推进城市化。该市大良街道办规划科一位同志说：我们对农民该到融合的时候了。

2．农民不需要救济，只需要有发展的环境

在逢沙片区征地2000亩的顺德学院，部分采用了BOT方式建设，师生的住宿和食堂就都成了对建设方的特许经营。一面围墙隔开了学校与社会，也隔断了为建大学而失地的农民参与和分享大学发展的可能性。目前，逢沙片区5000多农民中在学校中就业的只有二三十个本地妇女，做一些锄草保洁的工作。

因此，“授人以鱼”或是“授人以渔”都不全面，关键是“近人以水”。在顺德容桂工业园中，规划的员工村一旦开工，当地村民就上街 *** ，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3．农民参与城市化尚有最后的机会

从全国来看，从上世纪末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率上升了大约五六个百分点，也就是有大约1亿新增的城市人口。这些人口都是谁呢？恰好，目前全国大约有6000万失地安置转为居民的农民。因此失地农民是新增城市人口的重头。但是据国家统计局和九三学社等机构所做的调查，半数以上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北京市街道中享受低保的居民多数也是失地的农民。由此，以剥夺农民土地发展权为代价的城市化需要全面的反思，而对于顺德宝安等地农村集体所剩土地已经不多的地方，农民参与的城市化已经剩下最后的机会。

4．农民参与城市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 *** 强制性的剥夺，另一个极端则是农民漫天要价。

2）农民参与的最佳时机，是在总规划修编之前。

3）协调好 *** 与农民的发展目标：农民更注重企业征地是否劳动密集型产业，而 *** 往往希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4）规划单位要深入实际，才能做出各方接受的规划。

逐渐完善进城农民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自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但是深圳的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5%。深圳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

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

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则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威尼斯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深圳市渔农村的改造，理由之一，是在皇岗口岸的门面处树立现代化都市形象。可是如果我们过了落马洲看一看香港的形象就会发现，香港迎接我们的正是“城中村”。在香港 *** 印发的一套明信片中，有一张就叫“公共住宅”，拍摄的就是廉租屋。

城市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克鲁格曼从经济学上告诉我们，产业多样化、就业多样化、收入多样化、偏好多样化是城市活力之源。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与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一样，都是没有魅力的。

外来人口是深圳人口中的大多数。一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应该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

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