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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4类：
一是走亲戚。初一必须到岳父、须带礼物。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 辈们依次跪拜。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 ，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暄 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 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枕。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大来往，但见面 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禧发财”、 “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现在，有些机关、团休、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成为时尚。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拜年活动要延长很长时间，到正月十五灯节左右。傍晚时分到人家拜年叫“拜夜节”，初十以后叫“拜灯节”，所以有“有心拜年，寒食未迟”的笑话。
如果因故未及循例行礼，日后补行的，谓之 “拜晚年”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4类：
一是走亲戚。初一必须到岳父、须带礼物。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 辈们依次跪拜。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 ，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暄 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 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枕。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大来往，但见面 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禧发财”、 “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现在，有些机关、团休、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成为时尚。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拜年活动要延长很长时间，到正月十五灯节左右。傍晚时分到人家拜年叫“拜夜节”，初十以后叫“拜灯节”，所以有“有心拜年，寒食未迟”的笑话。
如果因故未及循例行礼，日后补行的，谓之 “拜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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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之贴门神
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之春联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之春联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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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之春联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之春联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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