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家的名与字“名”与“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它们有的意思相同或相近,有的意思有一定的联系,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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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 “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 “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 “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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